人们总是着眼于水价提升所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由此产生一种抵制水价调整的情绪。殊不知这种情绪无助于改变自身的福利。道理很简单，水价提升并不必然降低普通家庭的福利。正确的说法是，水价提升会降低普通家庭的当前福利，因为每个月生活开支增加了，但会增加未来的福利。因为如笔者前文所说，水价提升，能够改变人们的用水激励，水资源匮乏问题得到缓解了，并且节水技术的创新大大加快了。因此，实际上面对水价的变动，普通家庭需要权衡的是当期福利和未来福利的问题，而不是当期水消费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可能有人说了，上述权衡没错，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水价提升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异常紧张，任何一块钱的增加都会导致这些家庭不得不缩减其他方面的支出，以保持整个家庭预算的平衡。这种担心没错，但混淆了一个问题：对贫困的救助和水价无关！也就是说，水价的变动仅仅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关，和贫困问题无关。这是因为贫困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公共政策来加以解决。即使把水价问题连带考虑进来，依然如此。

　　导致贫困的原因非常多，水消费的支出仅仅是其中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项支出。如果解决贫困问题都是通过压低资源价格来实现，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资源价格的严重扭曲，从而导致各种资源的浪费，看似现在的家庭贫困问题缓解了，实际上子孙后代的生活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境地。看看我国现在的资源利用情况吧。我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为90立方米左右，约为发达国家的3~7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约52%，比发达国家低35%；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约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每年因为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导致我国资源巨大的浪费。这些浪费又反过来加剧资源的耗竭，从而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增加一分生活的风险。

　　20年前，我们的教科书上写着：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我国是一个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人均耕地面积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如此等等。其他各种矿藏储量也都相当匮乏。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不得不让人思考：如何才能更加有效的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很显然，我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动员和宣传激励毫无效果。笔者坚持认为，现在资源利用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价格，人为的采取低价格政策看似保障了老百姓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

　　那么，确定资源的价格必然上升，必然会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此时怎么办？笔者也特别强调了解决贫困问题可以和水价剥离开来。因为贫困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来加以解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因为水资源价格上涨导致家庭每个月生活费用增加10元，那么相当于一年增加120元，这对于普通家庭当然是一笔可观支出。按照北京市政府规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才390元的最低收入，这个120元无疑是笔巨额开支了。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没关系。普通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各方面都会有支出，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把这些方面的家庭支出降低120元，因而整个家庭的预算依然是平衡的。即使不做这样的账户调整，那么政府可以直接给贫困家庭发放120元现金补贴，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总的来说，水价问题完全可以和贫困问题分开来讨论。如果一定要混杂起来讨论，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比如人们早就提到的并且实施的价格歧视，一定的用水量内是一个水价，超出这个用水量就要交额外的水费。假如一个三口之家，卫生间用水每月平均4吨；厨房用水每月2吨；按照笔者所住小区的水价，卫生间冷水2.22元/吨，厨房冷水3.7元/吨，这可以看做是本小区的一个基准价。那么核定这个额度后，假如该家庭8月份卫生间用水量达到了5吨，那么多出来的一吨就可以差别定价，比如这个一吨的价格就是3.0元。通过这种差别定价也可以影响家庭的用水激励。可能有人要说了，每个家庭的用水量不同，如何统一？其实在小区里做一个调查，就知道最低用水量的数据，因为节约用水的家庭还是有不少的。

　　笔者在这里提出的一些方法未必可行，但其本意在于，当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时候，水价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水价上升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加以规避。因此，关键不在于是否提高水价，而是在于公共政策是否配套。当然，家庭用水的价格需要变动，工业用水的价格更需要变动。因为工业用水量是巨大的。

　　当水资源日益匮乏的时候，水价的上升不可避免，不过水价上升给普通家庭所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公共政策设计来加以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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