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董彦

　　如果我们被南海一叶障目，将刚刚起步因而尚不适应于远程着力的海上力量集中用于南海，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犯下“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从5月一直持续到8月的美国与东南亚6国的 “卡拉特联合军演”，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但就在最近，这个每年都举行的双边常规演习却被马来西亚媒体异想天开地炒作成是东南亚6国与美国组成的“东南亚南沙集团”。东南亚一些国家窥视中国南海的野心，在2009年，这个解放军建军82周年之际，变得异常活跃起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日益严峻的南海形势，我们需要用怎样的海洋战略加以应对？美国对南海问题到底“有无态度”？ 21世纪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该如何考量？针对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我国著名的国家战略学者张文木教授。

　　中国报道：您曾提出，每个向世界进取的国家都必须有海权作支撑。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是否可以认为，当前发展我们的海权战略已是刻不容缓？

　　张文木：资源、海权、大国政治，这三项是大国崛起不能逾越的“三段式”环节：资源是起点，也是霸权国家的目的，海权既是大国政治得到资源的否定因素，也是通向资源的中介手段，大国政治是通过海上博弈获得世界资源的结果。而没有海权，其他两项则不能成立。

　　近代以来的国家财富聚集主要靠海外投资。而保证投资效益的关键不在于GDP，而在于对于海上通道的军事控制即制海权。英国崛起、美国崛起还有沙俄帝国的衰落都和制海权有关。英国在与拿破仑战争中始终没有丧失制海权，这使海上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回流英国，这是英国在这场战争中不败的重要原因。没有世界财富的回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出现的两极分化就没有办法消除。西方解决了国内两极分化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海外源源不断的资源和利润的回流。

　　中国目前所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资源问题。我们正在为世界做着巨大牺牲性的贡献，世界应该给我们回报以资源和相应的利润。我们是实物生产国家，正因此，我们才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给世界，尤其给西方国家提供了缓解危机的帮助。但实物生产的危险性在于资源供给不足；没有资源，光有技术和劳动力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在世界资源分配中没有相应可控的配额，中国经济就容易受制于人。因此，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得有强大的制海权作支撑。

　　中国报道：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强大的海权作支撑。在您看来，在国家安全的建设中，海军是否应占优先地位？

　　张文木：海权如果被确定为派生于国家主权的一种权利，那它就是国际民主权利的合理延伸。也就是说，推进中国海权建设是中国对国际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中国为世界做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我们给世界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和廉价产品，拉动了世界经济规模，同时我们也就应当在世界能源分配体制中拥有稳定地获得相应配额的权利。在这方面光靠耍嘴皮子不行，还得有枪杆子，就当下中国安全环境的压力而言，这就是中国人民海军。

　　有的人会说，海军那么重要，难道陆军、空军就不重要？还有人会问，海权及由此产生的制海权那么重要，难道空权和制空权就不重要了吗？

　　其实这是一种旧式的误解。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并不是一个兵种，它是上至外空，下至深海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向海洋的延伸。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写的一本书题目叫《国家的海上威力》，仅从题目就看出他已将海军当作推进于海上的国家战略力量，而不仅仅是三大军种之一。所以，我们对中国海军大发展的要求，并不能理解为是海军的事，其实它是中国国家战略力量向海洋推进的大事业。

　　中国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家不断发出联合美国，试图威胁我南海主权的言论。同时通过扣押我国渔民等方式加紧了在南海海域的侵扰活动。对此，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张文木：很多人认为，中国必须在南海问题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还有人甚至认为，解决南海问题，是中国实现海权的当务之急。对此，我以为，捍卫国家主权当然不能动摇，但中国海权拓展起步阶段应该作好战略评估，并在有计划、有重点、有阶段的轨道上进行。海权问题，贵在谋势。

　　目前，中国海洋岛礁被蚕食的领土主要集中在东海和南海一带，面对如此复杂而分布广泛的矛盾，我们要记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如果我们将这全部海上问题进一步解析，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环节并不在目前的那广袤的南海，而在东海，确切地说，就是台湾问题及其北侧的钓鱼岛问题。如果我们被南海一叶障目，将刚刚起步因而尚不适应于远程着力的海上力量集中用于南海，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犯下毛泽东批评王明的那种“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错误。

　　中国报道：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界定、明确我国当前的海洋战略任务？

　　张文木：海洋安全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的海洋战略任务。近些年，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在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前沿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的其他岛礁问题放到下一阶段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

　　如果我们了解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线的分布，那就会知道，在台湾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如果将海洋战略的重点转向南海，这必然要在东海台湾问题存在的同时又在南方增加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这是目前日本右翼及在台湾的“台独”分子最乐观其成的形势，这与当年蒋介石对日本迅速冲刺南海也是乐观其成的道理一样。当时的日本就是在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同时又徒将美国置于直接对手的位置，其结果必然是全面失败。

　　中国报道：您刚才提到了美国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线，这具体指的是哪个区域？会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线重合，而引发中美冲突吗？

　　张文木：从全球视野观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核心利益线在于印度洋，而从北美西海岸到马六甲海峡的通往印度洋的亚太地区海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

　　我们目前的太平洋和平基本还是基于雅尔塔格局。这个格局不同于冷战格局。它是太平洋战争后，美、俄、中三家共同用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产物。因此，这个格局对日本的野心是不利的。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是冷战遗留问题，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的冲突，则是对雅尔塔格局的挑战。二者性质有着很大的区别。美苏冷战结束后，雅尔塔格局在亚太地区有所松动，但目前大体还是这一地区和平的保障。比如，美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不表态，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支持中国，这些都是雅尔塔格局的结果，因此，这个格局对中国，甚至对亚太和平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和俄国）在台海统一问题上与日本的“雅尔塔”矛盾始终是存在；如果在北方日本这个矛盾没有化解之前，我们又大举向南，直冲美国的核心利益线，这势必又造成我们两面树敌，这对我们刚刚起步的海权事业是极为不利的。

　　比较而言，在南海岛礁与东海台湾之间，后者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矛盾，是“芝麻”中的“西瓜”。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钳制下的南海问题，解决起来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因此，台湾问题是打开中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关键环节。而台湾问题的关键问题是钓鱼岛问题，而钓鱼岛问题又是日本问题。所以抓住钓鱼岛这个最 “薄弱”的环节，中国台湾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面临的整个海上问题也就基本迎刃而解。

　　中国报道：最后，请为我们大致勾勒一下您谋划的21世纪中国海洋安全战略。

　　张文木：如果我们将中国海洋安全形势限制在21世纪的前半叶，鉴于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刚刚起步、台海尚未统一的特殊背景，我们中国对未来五十年的海洋安全战略所能够作用空间不可能设计过大，而只能集中于亚洲太平洋地区。

　　鉴于历史经验，中国今天在海洋力量刚刚起步之际，中国在南海应当大力发展积极防御和约束性攻势的海上力量，与之相反，在上述中国力量可以作用的东海区域，中国应当采取相应的攻势性姿态。目标就是尽早（至少要早于日本解决北方四岛之前）实现国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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