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晓慧

　　编者按/　淡马锡2009年的巨亏让中国不再迷信新加坡国资管理的模式，但这并不代表“神话”被打破了。目前正值苏州工业园成立15周年，是时候反思一下，一直在输出“模式”的新加坡，究竟收益如何？

　　炎炎盛夏，天津生态城迎来了第三家重要合作伙伴：日本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

　　天津生态城，是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继苏州工业园之后合作建设的第二个项目，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市。而2009年，也正是新加坡和中国合作的苏州工业园成立15周年之际。

　　然而，正当其时，新加坡民众却对苏州工业园庆祝15周年以及天津生态城项目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新加坡政府在苏州工业园项目中吃了亏，此前政府控股淡马锡的投资又砸了钱，证明政府精英们眼光有问题。

　　李光耀的70分

　　不过，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仍然给工业园区打了个70分。在新加坡，会考成绩以50分为及格线，在高中会考中，70分是刚好属于A的等级。

　　这个 “70分”其实值得玩味，要了解这个分数的意思，我们不妨看看其他资料。一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在其发表于2002年的学术论文中就指出，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对新加坡来说，苏州工业园的建设并没有如预期那般为新加坡经济带来新的收入，因此可总结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发展策略上的失败。

　　与多数欧美国家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推动，所以上面所谓的发展战略是新加坡政府为了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而做出的海外投资计划。尽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因为资源和土地的局限，要继续取得增长，新加坡只有放眼海外，给自己插上“第二只翅膀”才能有望继续翱翔。

　　于是，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展开了走向区域的发展战略(regionalisation)，其中包括与邻国携手开发经济区如与印尼廖内、马来西亚柔佛州合作设立新柔廖成长三角。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1994年间，新加坡在印尼、泰国、越南、印度以及中国无锡等设立了规模较小的工业园。

　　这段时期也正逢中国对外开放，寻找适合发展策略的时候。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对新加坡的城市建设、社会秩序感到赞赏，并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对新加坡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之后，新中两国频密地交往商讨的结果催生了苏州工业园的概念，新加坡自然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论规模与野心，苏州工业园与新加坡其他海外投资相比，声势之浩大，投入金额之多，前所未有，而且两国政府高层在项目上互动频繁，给予特别关注也有别于新加坡的其他海外投资项目。例如，新加坡政府除了投入资金提供硬件设施，也提供了“软件”上的协助。这当中包括了行政管理、规划模式等软件上的转移。除此，新加坡政府还派了政府部门中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以及提供培训，对于苏州工业园的高度重视可见一斑。

　　“会做事，不会做人”

　　可惜的是，新中两国携手合作开创的道路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般平坦。新加坡模式是按照自身的特殊环境创建，照搬到其他地方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两国文化差异的问题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凸显，这些都是当初新加坡政府所忽略的。

　　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当时发现尽管都是黄皮肤的中国人（Chinese，指的是文化上关系），由于生长在不同的环境和体制下，新加坡华人和中国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这在当今来说，已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在十多年前还算是一个较独到的见解。

　　在当地经商的新加坡人也给人“会做事，不会做人”的印象。新加坡人正如其政府一样过于理性而忽略了人的因素，对其他文化的认识不深也没在沟通方面下工夫，又持着一种优越感，这些都成了新加坡人在中国发展的障碍。

　　至今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公布过实际的投资数额，不过有分析师就旁敲侧击，总结 出一些数据。在1999年，新加坡《海峡时报》就估计园区于2000年的亏损达9000万美元。该篇报道也指出园区将开发133个项目，预计在20年内将耗资200亿至300亿美元。另一篇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则估计新加坡政府投入于基础建设的实际费用为20亿美元。

　　当然这是事后孔明，但在新加坡不乏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合作模式是否只利于中国？如果当初将这笔金额投资在其他房地产或金融业上，是否会更早得到回报，而且更加值得？

　　政府干预模式的未来

　　对新加坡来说，当初这番天真带来的是一场相当昂贵的教训，不过盖棺定论也尚且过早。当初中国正处对外开放初期，在跟国际合作时需要做出相当大的调整，而新加坡对中国的认识也还不深，虽然办事方式非常科学，但是却没有意料到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所以真正的回报要在跨过了种种障碍之后才能出现。

　　事实上，苏州工业园对新中两国的意义已不完全局限在回报上的多寡。对于新加坡来说，这项看似商业的合作模式，其实带有很浓的政治意义。许多当年和新加坡并肩开发园区的中国官员，目前都成为中国各级重要领导人，这对于新中两国往后的接触不能不说是一个完美的铺垫。如前所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推动，这个治理模式也是中国政府有兴趣研究的，因此两国将来依旧会有更多且深刻的互动。

　　自苏州工业园开发至今15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之神速有目共睹。在取得卓越成就后，中国是否还需要向新加坡学习？新中合作模式是否仍合时宜？李光耀在2004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新加坡必须培养更多中国通，因为“新加坡能够让中国学习的地方不会太多。”他说，“新加坡能够送人上太空吗？神舟五号能，我们不能，对不对？如果中国可以将人送上太空，那么他们还可以成就很多东西，而我们却是做不到的。”

　　忧患意识强烈的李光耀说出的这番话显然是悲观了些。

　　目前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让人们发现美国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存在的弊病，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有政府的干预。而在当前的环境下，新加坡的主导型经济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因此新中两国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又再一次成为焦点。究竟这些项目是否有利于双方的发展，是否能创造更多商机引领双方走出目前的经济阴霾、以及能否帮助其他投资商开拓更大的商机，目前难以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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