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高”模式
金岩石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据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解读，上半年经济增长7.1%，其中投资贡献了6.2%，消费贡献3.8%，出口的贡献是负的2.9%。这个解读说明，多年形成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变了，在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度高达87.6%。但是我们却不能由此下结论说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是投资，因为上半年报告的投资主要是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的背后是货币，是超额货币的投放。
每年一次的中美战略对话会议开始了，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就在本次中美对话的当月，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几乎超过了美国！附图说明，中国的M2近55万亿人民币，美国的M2为8.3万亿美元。要知道，2008年美国的GDP总额是142646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额是300670亿人民币，折合（按1∶6.83的汇率）成美元计算，美国的GDP总额为中国的3.24倍。一国的M2/GDP的比率是衡量该国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也是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重要依据之一，如何解读中国奇高的M2/GDP比率呢？经济学家麦金农的解读是：M2/GDP比率的“中国之谜”来源于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着“迷失的货币”。
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长期的货币超额发行为什么没有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呢？这就要在概念上区分两个通货膨胀的定义，第一个是本源性的定义，通货=货币，膨胀=超额发行，这个定义所对应的通货膨胀就是M2的总额和增长速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M2总额接近55万亿人民币，以25%以上的速度增长；美国的M2总额为8.3万亿美元，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第二个概念是统计局的定义，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动态，这是统计上的定义，所对应的通货膨胀就是“CPI一篮子”商品的价格。前者是宏观经济总量与货币总量之间的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减去GDP的增长等于超额货币投放；后者则是“CPI一篮子”商品的加权价格平均数，所以与货币流通总量的增长无关。区分了通货膨胀的两个定义，我们就可以把超额货币的增长对应到政府投资的增长，所以有理由认为，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恢复主要依靠超额货币的投放。结论是：中国经济的“投资引擎”主要是货币投放，而超额投放的货币未必引发“CPI一篮子”商品的通货膨胀。
用同等数量的货币投放，美国经济创造了高于中国两倍以上的经济总量增长，一方面说明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大有可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社会主义特色：首先，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成长，增长速度居全球大国之巅；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必须与安置就业的目标相匹配，80年代不能低于4%-5%，现在不能低于7%-8%，所以必须保持政府投资的驱动；第三，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必须与驱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力度相匹配，经济繁荣时期不能低于10%，经济减速时期不能低于20%。所以，央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保持15%左右的货币增速，央行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保持25%左右的货币增速。这三个特色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高”模式——“高”通胀驱动“高”投资追求“高”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在今年上半年暂时丢了一匹马，但经济增长的“三高”模式并没有改变，所以在出口这匹马还没有恢复元气之前，超额货币驱动的投资增长不会减速，也就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会改变“适度宽松”的基调，因为25%左右的货币投放速度是今年实现“保8%”目标的关键。如果把经济增长的“三高”模式解读为中国特色，出口和消费的驱动就是“三高”模式的补充，所以在这两匹马减速时，货币驱动投资的力度就必须加强。
货币投放速度必然引发人们对“CPI一篮子”商品价格上涨的担忧，这就是坊间流传的通货膨胀预期。如果把高比率的M2/GDP之比也视为“中国特色”，则以CPI为标识的通货膨胀不会很快发生，原因有四：1、超额投放的货币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迷失”在股市楼市等新市场的开发；2、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会自行“沉淀”超额货币；3、中国的“CPI一篮子”商品以较高权重选择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品；4、因此以CPI为标识的通货膨胀并不直接与货币增速相关。
两个不同概念的通货膨胀虽可化解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但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通胀威胁：其一是与货币长期超额发行相关联的通货膨胀，其二是以CPI标识的周期性通货膨胀。前者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特征之一，后者是市场经济的周期特征之一；前者直接影响高收入群体的家庭财富，后者直接影响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品质。两种通货膨胀的威胁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中自我调节，客观上会产生一种协调性，使高收入群体在家庭财富增长的同时面临着边际生活水平下降的威胁，从而使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趋势有所缓解，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另外一个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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