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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总公司:谋划战略转型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1日 02:52  第一财经日报

  汪时锋

  用不了多久,三峡总公司会改为三峡集团,从一个工程项目办向集团化公司作出转变。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中国长江三峡开发工程总公司(下称“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如此透露。

  首要功能还是防洪

  当记者来到三峡总公司时,正值长江夏汛,滔滔江水由西至东滚滚奔流,三峡工程左右岸电站全部的26台机组均并网运行。

  1993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一锤定音5个月后,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三峡总公司,并由其正式开始了建造三峡的历史性使命。历时17年,中国长江三峡工程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接受采访前,李永安特意查看了一下近日的发电情况,整个三峡工程日发电大约4亿千瓦时,一个电站就撑起了几乎全国1/25用电需求。

  实际上,三峡的发电效益从2003年三峡电站实现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时就已经开始显现。截至2008年底,三峡电站累计发电2885.16亿千瓦时,累计实现含税销售收入726.28亿元。

  发电效益只是三峡工程综合效益的一部分,如果仅仅为了发电效益,国家也不会历经几十年的反复论证才准予修建。

  三峡工程是多目标、多功能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多方面效益,但三峡首要功能还是防洪。

  三峡工程所处的宜昌,为长江上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宜昌而下,自古水患频繁。

  在三峡工程建成前,长江中下游防洪标准过低,尤其是荆江河段行洪能力不足,所谓“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据历史记载,自汉初至清末2000多年间,长江曾发生大小洪灾214次,平均约十年一次,是洪水灾害频繁而严重的地区。

  三峡工程所处的位置,正好可以控制下游荆江95%的流量。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通过水库调蓄,可使荆江河段防洪标准由现在的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

  自2006年初期蓄水至156米以来,三峡工程开始初步发挥防洪效益。在2008年试验性蓄水至172米后,三峡工程已经具备了正式防洪运用的条件。

  同时,立坝蓄水,使得重庆至宜昌660公里的川江通航条件得到大大改善,万吨级船队可以从重庆直达上海。

  三峡公司内部有一项测算,三峡工程建成后,水路运输成本降低约三分之一。目前,从重庆走长江往东,每吨公里约成本0.033元,与之相对应,铁路是每吨公里0.16元,公路是每吨公里0.48元,长江的黄金水道的价值在大规模、长距离运输的时代才真正显现。

  三峡的通航能力号称“6年超过22年”,因为从2003年开始蓄水到2009年6月,6年累计过坝的货运量突破3亿吨,超过蓄水前22年的货运量总和。

  “当时设计的单向通航能力到2030年是5000万吨。如果经济复苏得快,我估计,到2010年,将提前20年达到5000万吨的通航能力,发展航运事业带来的裨益是巨大的。”李永安说。

  到了冬季枯水季节,长江上游来水不能满足航运需求时,三峡又及时加大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增加中下游通航水深,以满足中下游通航的要求,并缓解长江中下游用水紧张的状况。

  对于水电企业来说,水即是钱。蓄水所产生的发电收益和放水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客观上存在一定矛盾,公益性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对经营性功能构成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总公司是一个承担特殊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

  “双零目标”

  国内外坝工界有一句名言:“无坝不裂缝”,尤其是大体积混凝土产生裂缝实属平常。2000年冬季,三峡大坝泄洪坝段出现裂缝。虽然这些裂缝是表面或表层裂缝,但国务院和三峡总公司立即将国内17名知名专家请到坝上“会诊”,根据专家们的意见,采取了4道处理措施,做到万无一失,直到专家检查认定已没有隐患。

  后来,国务院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潘家铮院士在现场对三峡工程进行质量检查后说道:“三期工程期间施工的右岸大坝,共计500余万立方米大体积混凝土,未发现一条裂缝。”

  对于三峡工程,国务院三峡建委派出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每年两次赴现场对三峡工程建设质量进行检查和指导,目前已经作出了20次报告。

  专家组提出,将不留隐患作为三峡工程质量的最低标准和基本原则。而三峡总公司则按照这个要求,把零质量事故、零安全事故的“双零目标”进一步提高,以零缺陷实现零质量事故,以零安全违章保证零安全事故。

  在李永安看来,在科技力量作为质量保障之外,与时俱进是管理要诀。不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是质量的基础,理念意识是质量管理精髓,营造工程质量文化是质量管理的灵魂。

  1635万美元技术转让费

  三峡之后,龙滩、小湾、拉西瓦、瀑布沟、溪洛渡和向家坝等大型水电站的立项和实施,基本都仿效了三峡工程项目法人制、资本金制度等。

  而且,国内建设了那么多水电,从三峡工程开始才真正重视生态环境,也为后来兴建水电站树立了标本。

  另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是,三峡工程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使国内企业掌握了自主设计、制造7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核心技术,为后来国内巨型水电站建设打下了自主创新的基础。

  1996年6月,三峡左岸电站14台70万千瓦机组一次性国际招标采购,为确保核心技术转让完全到位,三峡总公司充分发挥业主的统筹和主导作用,在机组招标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三个必须”:投标者必须与中国制造企业联合设计、合作制造;必须向中国制造企业全面转让核心技术,培训中方技术人员;中国制造企业分包份额不低于合同总价的25%,14台机组中的最后2台必须以中国企业为主制造。为此,三峡总公司支付了1635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和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技术受让方,与三峡总公司紧密配合协作,研制了国内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70万千瓦水电机组。

  自主研发的70万千瓦机组还不是终点。李永安透露,三峡总公司还将在未来的白鹤滩水电站中采用百万千瓦级的水轮机组。而且,百万机组还将成为三峡总公司获得境外水电总承包的利器。

  “为什么要推动百万机组的开发,一方面是白鹤滩的建设条件可以支撑百万机组,达到降低工程投资的目的,而且未来国内外都有百万机组的需求,我们要联合国内厂家投标,都要有自己的能力。”长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诚进一步解释说,“试制百万机组,一要依托实体工程,二要立足国内的制造企业。”

  还有三个三峡

  行至2009年,除国务院三峡建委决定缓建的升船机工程和扩建的地下电站外,三峡工程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当初为了建设三峡工程而成立的三峡总公司必须谋划战略转型。

  早在2004年,三峡总公司对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编制了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规划最显著的特点是突出主业做强做大,战略规划明确:公司的战略定位是以大型水电开发和运营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

  走好以长江流域水电开发的主线,三峡总公司已经将建设重点由三峡大坝转向了金沙江下游的滚动开发。

  三峡总公司在金沙江下游河段布局了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四个梯级水电站。四个电站均为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总装机容量约40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

  “金沙江电站,你可以记住这样‘五个四’的概念,即四座电站、4000万的装机、4000亿的投资、40万的移民再加上我们‘四个一’的建设理念。”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沙先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除了这两个三峡外,为打造清洁能源集团,三峡总公司还将经营触角插入了新能源行业,也在试图建立一个“新能源三峡”。

  2006年,三峡总公司开始在浙江和江苏开发陆上风电项目,获得了江苏响水20万千瓦风电项目和浙江慈溪5万千瓦风电项目开发权。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慈溪风电项目已经全部并网发电,响水风电项目已进入风机安装高峰。同时还开展了海上风电场建设的前期及施工技术研究,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海上风电课题研究。

  去年年末,中国水利投资集团又并入了三峡总公司,使得三峡总公司间接参股了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抢占了国内风机制造的龙头地位,并在风场开发和运营方面极具竞争力。

  此外,公司积极与云南、内蒙古、甘肃、新疆、江苏等省、自治区和有关企业开展战略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开发协议,逐步介入太阳能、核电、新型煤化工等新业务领域,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清洁能源集团发展的格局。

  未来产融路

  三峡总公司资产总额达2241.79亿元,投产和在建装机容量约为4500万千瓦,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水电企业。

  但就是这样一个巨型电力企业,其资产负债率只有约30%,同五大电力集团超过80%的平均资产负债率相比,三峡总公司庞大的现金流无疑给予市场无穷的想象空间。

  在采访中,李永安并不讳言公司今后要走产融结合的道路。但他同时提示说,进入金融是有风险的,而且国资委对三峡总公司的主业管理也有严格监管。

  作为老水电人,李永安深知水电投资筹措之难,而且摆在三峡总公司面前的还有四个水电站、一批新能源和海外项目需要投资。

  “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是要有稳健的财务状况,要具备持续发展的空间,要为未来的发展留出空间。所以,财务状况有严格监控。”李永安解释说,“按照内部的研究,三峡总公司资产负债率最高不能超过60%,在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最高的负债率也只有54%左右,下一步的建设中财务负债率可能会走高,但我们会控制,不超过60%。”

  除了保证内部资金充裕,现有三峡债券和三峡总公司控股的长江电力也将继续成为三峡总公司的融资渠道。

  自2008年5月以来,三峡总公司启动了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工作。以长江电力为平台,将三峡工程全部发电资产以及相关的专业化公司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三峡工程防洪、航运等公益性资产继续保留在三峡总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理顺功能定位,实现集团化改制的战略目标。

  “从长远方案看,产融结合的道路是要走的,同时要有这方面严格的制度。”李永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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