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3月份提出超主权货币主张，被认为是挑战美元主导货币地位。这个话题是会上争论最多的热点。

　　“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我们需要单一的世界货币，即超主权货币。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危机的根源，需要改革，这已是国际共识，但改革的方向存在根本性争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向应该是“多元化”，由更多的国家货币来分担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还是推动成立全球超主权货币或者全球单一货币？

　　蒙代尔主张通过改组IMF或是新成立全球中央银行的方式，来执行对全球货币的发行和管理，融合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英镑为一个DEY货币，充当全球货币，最终实现全球化货币。蒙代尔教授一直是“世界货币”的主要倡导者。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认为，关于超国家的储备货币，很多人说可以用黄金，但黄金储量不够，也无法跟得上货币供应量发展的趋势；SDR也不行，我们不能用超主权货币SDR来买汉堡或者是进行交税，SDR只是一种货币概念，不能在日常中使用。也有人提出美元和欧元作为超国界货币，是否可以融合成一种货币，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可行。东亚地区现在有很多频繁的经贸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元、人民币，可能会成为东亚货币的雏形。欧元花了多少年最终形成欧元，现在对于亚洲货币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统一的亚洲货币。如果说有欧元成功的存在，那对于亚太地区、东亚地区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借鉴，最终会形成超国界货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由单一的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已不再适应全球经济现状，储备货币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多元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都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美国国会前参议员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指出，我们应该建立新的货币基金组织，如果我们建立全球货币机构，就有可能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并由它管理全球货币的市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危机要求改变国际货币体制，美元不应该成为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我们需要一种新型、全球化的货币框架。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任达杜什认为，危机中提出了美元本位的问题，需要对世界的货币体系进行储备货币的多样化。目前国际体制决策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G20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危机有两个教训：第一，储蓄是一件好事，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的高储蓄，美国和欧洲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第二，我们不应当完全依赖于出口，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和监管方面的缺陷，这是金融危机的核心，而不是来自出口或者储蓄过多。实际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模式。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怎样？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教授认为，目前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广泛接受程度使大家认为人民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或者新崛起的亚洲货币，比如在香港、中国大陆等等，人民币也开始多边结算的试点。是不是有可能让人民币逐渐成为更国际化的一种货币，是中国央行必须考虑的问题。50年代欧盟国际货币清算银行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和现在的作用不太一样。当时的作用是在欧洲之间的结算，二战结束之后，法国人不想接受马克，马克也不想用其他货币，所以没有贸易。国际结算银行就建议可以用国际货币执行贸易，比如可以建立东亚银行，可以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到银行里进行余额结算。另一个做法，一旦有债券的指数化，中央银行就可以有更大的一揽子货币，这样购买力就受到了保护，这是一个想法，这样对建立市场有很多好处。当地货币的债券如果按照通货膨胀指数化的话，就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国际结算体系可能不会有单一的储备货币存在。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稳定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好事，人民币汇率稳定，对美国是有好处的。但是人民币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货币，尤其在东亚国家替代美元成为东亚国家的货币，这是区域货币发展的趋势。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立替代性的结算体制，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来提供流动性，进行国际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表现为逆差和顺差，逆差方主要是美国，从1971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变化；顺差方由很多国家和国家集团相继扮演。历史的经验表明，当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出现逆差的时候，这种货币就不再合适充当储备货币了。因为长期逆差意味着发钞国利用自身货币地位享受着实物资源，并且随着货币的不断输出，导致货币贬值，进而使得其他国家积累起来的储备资产安全受到威胁。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进程中，汇率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若汇率被控制，出现套利空间，形成资本流动，则使发钞国坐享其成，非储备货币国被动担心。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增加外汇储备，并进行主权财富基金式的操作，是防范汇率风险的自我保护行为。

　　全球治理、全球监管是否形成共识？

　　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监管领域应形成某种“全球治理、全球监管机制”，这引起了与会中外嘉宾的强烈共鸣。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世界经济组织是全球化的，但是政治的组织是地区性的，或者说是国家层面的。当前世界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问题，还包括环境、气候、武器扩散、能源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性的应对办法。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认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来源是中央银行没有得到约束，没有人监管中央银行。我们应学习WTO，约束各个主权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要降低关税，就要对所有的国家降低关税，这就保证了全世界自由贸易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应有个“全球央行”性质的组织，拥有全球货币的管理权，而各国要出让这部分的货币管理权。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主任乌赞（Marc Uzan）认为，金融危机使得大家都很清楚要改革货币体系，如何恢复国际货币体系秩序，我认为这将是今后两年最重要的讨论话题。我认为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我们准备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组织一次全球性的货币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议案。这次会议是一个由世界各地顶级专家参加的会议，将成为寻找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式的开端，同时也将为一种全球通用货币的出现奠定基础。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金融危机对贸易自由化具有负面影响，大家不倒退已经算不错了。现实当中原来WTO结构框架下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世界各国都在发明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技术的、安全的、环保的，中国将面对新问题。贸易互补国家反而不容易达成协议。应该鼓励双边区域性贸易自由化。

　　油价将下跌还是继续上涨？

　　欧佩克轮值主席德瓦斯康塞洛斯认为，油价驱动因素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情况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油价或将进一步下降。每桶石油“正常水平的价格应在60美元上下”。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国际油价波动的真正原因是热钱作怪，油价涨跌不能完全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原油市场需求没有明显的恢复性增长，而油价自年初以来几乎翻了一番，已偏离市场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属性越来越明显。目前国际市场的热钱没有合适的投资方向，涌入到油市进行投机冒险。应当加强对热钱流入油市的监管。

　　贫富差距如何缩小？

　　个人所得税怎样调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在中国按照11个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框架之下，简单的讨论提高起征点的问题没有意义，实际上对富人更有利。我们的方向是综合和分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综合配套改革，可以把资本利得抛在一边，它比较敏感和特殊，其他都进入综合，把所有综合收入一起超额累计。不动起征点，在一开始档次上调低1%，最高不超过2%，对应的是比较低收入的社会阶层，虽然也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原来一交就是按5%交，现在降低到1%。一直延伸到所谓中等收入阶层的下沿。中央文件明确说以后要培育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按原来5%的最低税率覆盖他就可以了，可以从下沿覆盖到上沿，举个例子，假设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月收入7000元，一年就是8万元出头，假定是这样，5%的税率可以覆盖年收入8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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