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娟 实习生 曾慧敏

　　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国学大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在北京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3岁。

　　受命毛泽东，组建宗教所

　　任继愈在学术界的地位，台湾著名语言学家周法高这样概括：“他主编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现在成为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重镇，大有取冯友兰、汤用彤的地位而代之的趋势。”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传统的四世同堂大家族，他的父亲毕业于保定军校，是国民党少将，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

　　据任继愈回忆，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四岁就开始认字读书。

　　“继愈”这个名字是小学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即“继承韩愈”的意思，他致力于用唯物史观辩证地看待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这激起了学术界近20年的哲学大讨论，也回应“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他晚年默默无闻地整理古籍，以《赵城金藏》为基础，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目的是为了把它整理使用，他反对将文献著作束之高阁。

　　让他产生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这个念头的 ，是72年前的那一次“湘黔滇旅行团”的徒步旅行，旅程将近2个月，行走了1300多公里。出身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这一切让他开始思考“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这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曾称赞任继愈为“凤毛麟角”。1953年时，他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后因毛泽东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研究，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对科举制度情有独钟

　　任先生除了自己搞研究之外，还十分重视中国现代教育，他对我国教育现状一直忧心忡忡，认为人才选拔和成长乃国家当务之急。他指出，“家”“国”的支点在文化，主张教育要恢复明清以前的“科举制度”，理由是“英国的文官制度很先进，世界有名，英国人说是来自中国科举，1870年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鉴我国的科举考试”。

　　作家叶匡政曾与任继愈接触，也是由于他对中国教育的关心。叶曾编写出版“纸生态书系”，任继愈很关心这套书的出版，说：“如果找不到出版社来出，我愿意凑一份钱，自己来出。”

　　后来，“国学基本教材”出版，这是大陆首度引进台湾国学教材。任先生对这套教材的认可，也表明他对儒家进入学校教育的赞同。任继愈分别为这两套书写了序言推荐。叶匡政至今仍然十分感激先生：“先生对后辈的提携是很大方的。”

　　今年6月中旬，叶匡政去北京医院看望了任继愈。叶匡政提出有个朋友想送一套书给国家图书馆，任继愈却说“要少赏上面，多赏下面”。意思是，作为国家图书馆，它的资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把这些书送给国家图书馆还不如给那些真正缺少这方面的书的地方。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任继愈当初和夫人冯钟芸（冯友兰先生的侄女）谈亲的时候，冯友兰如此评价他：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任继愈一直敬重熊十力先生“浩荡为学，高尚做人”的品格，在给熊十力的信中写道：“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亦回信说，他“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任继愈的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仍整日编纂“大部头”。他生活很简朴，家中线装书居多，然后就是简单的藤椅木桌。多年来他恪守四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过世后不进行很隆重的告别仪式”。当同事悄悄地为他精心策划了九十大寿庆祝活动时，“他却说，以后再别送他礼物了，若表心意，可一人送一包方便面，签上名字，也别驱车送到家里，就放在办公室秘书科交换文件用的阁子里，这样我们省事，他也实惠，能吃好几天的”。

　　他当了18年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却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只是给图书馆玻璃的门上贴了个条，省得大家撞到玻璃上。

　　任继愈曾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他刻的是“不敢从心所逾”，这是他的一个原则，他说：“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他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之一，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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