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7月5日在罗马表示，目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设想，但这不是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元目前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未来几年里也是如此。

　　何亚非的表述准确勾勒出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真实现状。作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面对客观存在的中、美金融“恐怖平衡”，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既要看到美元单极货币体系根本性的缺陷，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也要看到现实条件下重大变革阶段性的困顿，稳妥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之间辨证的关系。

　　作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超主权货币概念的勃兴自有深刻的政、经背景，但至为要害的反证则是，其所指向的美元单极货币体系先天带有无法调和的“特里芬悖论”，即，世界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众所周知，时下肆虐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此悖论矛盾爆发的真实演绎。

　　迫于形势所逼，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此过程中，创设超主权货币的设想因其具备治本的可能，故格外引人瞩目。毕竟，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至少在学术理论层面，超主权货币描述的愿景最为合意。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重大变革的推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用说，重大变革所针对的既有格局本身，也有长期演进的自发结果，身处其中的利益主体，或多或少都会带有因此产生的路径依赖。譬如说，以中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共同持有约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60%以上为美元资产，再加上目前70%以上的商品贸易额以及80%以上的金融交易额均以美元计价，因此，无论以何种货币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结算新的核心工具，其间必然产生的转换成本非长期摊销不能承受。

　　除了成本巨大，超主权货币知易行难的另一重障碍在于效率不确定。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英镑、美元等主权货币之所以相继取代金、银等非主权货币成为全球储备、结算核心工具，是因为近、现代国家中央银行不仅仅负责币值的稳定，而且还需要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就此而论，面对各国政治、经济利益千差万别，超主权货币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协调货币政策殊难想象。

　　其二，在各国法定货币依然流通的条件下，超主权货币与英镑、美元等一样，仍然面临如何保持币值稳定的问题。退一步说，假使全球重新采取固定汇率制度，那么，此固定汇率如何标定？此标定又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

　　以上两点还只是技术问题，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作为信用货币，超主权货币赖以存在的信用基础几近流沙。因此，至少在可预见时期内，超主权货币不足以成为美元替代物。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切实可行的策略只能是，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同时，着力保持主要储备货币、尤其是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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