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大户”现象再现 贷款缘何偏爱“铁公基” 关于信贷总量与信贷结构的关系

　　记者 李岚

　　以大规模投资拉动为主导的反周期调控，带来了银行贷款总量创纪录的逆势增长。然而，单纯的信贷总量扩张是否一定能够带来我们期望的经济复苏呢？

　　事实上，虽然快速增长的货币信贷与相对缓慢的实体经济形成的反差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也足以令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信贷规模刺激效应的表象转向更为实质的探讨。近期，一些银行信贷“垒大户”现象引发的担忧就表明，总量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成为当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课题。

　　在我国，银行贷款一直处于社会融资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银行信贷不仅仅是一个微观经济指标，更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之一。据测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约有60％至70％来自银行贷款，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已经占到GDP的七成多。因此，通过把握信贷投放来有效调节投资规模和消费水平，影响物价水平，从而发挥银行体系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

　　应该说，虽然今年前5个月5.84万亿元的信贷总量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并已经产生了刺激经济复苏的正效应。

　　在内需不振、出口短期内难改疲软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成为最直接最有力的手段。而投资所需的资金，无非来自财政、银行信贷、民间资本三个渠道。然而，面对不可预知的需求，在浓重的“现金为王、持币过冬”心态下，很难想象私企会主动进行投资。此时，虽然政府支出可以创造宝贵的需求，但对于财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政府来说，经济低迷之下更是有心无力。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就自然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急先锋。

　　与此同时，银行利益与整个宏观经济唇齿相依的关系，也加剧了信贷逆势增长的冲动。经济形势好，则银行业发展空间较大；经济形势不好，银行业则很难独善其身。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银行信贷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尤其上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贷款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周期性波动高度吻合：经济繁荣时期，银行信贷比GDP增长得更快；而经济低迷时期，银行信贷比GDP增长更慢。1999年至2000年经济疲软时，银行贷款年增长率最低时仅为6％，而2003年经济较快增长时，银行贷款的增长率超过了20％。

　　由此不难看出，在当前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如若银行纯粹基于风险考虑而不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扩张信贷的话，则很可能导致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进而令经济长期陷于低迷的泥潭，最终制约银行自身的长远发展。因而，为保增长而扩规模的冲动有着银行内在的需求。

　　事实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趋稳、汽车产销连续5个月稳坐全球头把交椅、港口内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双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稳增……正是在国家此轮逆周期大规模投资拉动下，银行信贷的超量增长为全球金融危机拖累下的中国经济发动机提供了动力，曾被悲观的经济学者视为世界经济最为寒冷的2009年，在中国却充满了复苏的生机。

　　不过，必须清醒地看到，大规模的信贷扩张犹如一把双刃剑。与刺激经济增长相对，银行信贷会反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另一个结果，便是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别是经济低迷的时候，如果信贷在产业和行业上投放不科学、不合理甚至冒进，最终会造成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当这种宏观风险蔓延到整个经济实体中时，必然会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

　　银行家最常用的一个比喻是“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其实质说的正是结构问题，而近期一些银行信贷“垒大户”现象所引发的也正是这种担忧。

　　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流动性充足的商业银行纷纷把目光盯住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对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些被称为“铁公基”的政府投资项目展开激烈争夺，致使基建类的新增信贷逐月飙升；相形之下，“三农”、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的痼疾依然存在——资金并未完全流向特别需要的地方。

　　众所周知，在信贷高速扩张的过程中，银行信贷的行业、地区、客户集中度越大，越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企业经营周期的影响，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垒大户"导致一些大企业信贷多得用不了，而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领域的关系看，贷款一旦超过实体经济的需求，就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在经济持续下行期间加剧金融风险的累积。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超常规发展和大起大落都会酝酿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在复苏基础不稳固、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情形下，如此大规模且集中性地金融扩张，必然会给金融业本身的稳健运行带来挑战。

　　从根本上说，银行体系的重心之所以向大客户倾斜，与我国以大中型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大中型银行占比高达70％以上的市场份额表明，在大银行的垄断下，大量信贷资金集中于大城市、大企业和大项目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由于投资直接拉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而原先出口需求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无法直接受益，多数行业在这个需求结构切换的过程中并不能显著改善其行业景气度，因而总需求虽然企稳但就业形势却依然紧张。

　　大量过剩货币的投放推高金融资产、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使得中低阶层的收入被固化在商品房等投资支出上，其结果是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若不能获得充分的资金来发展壮大，市场经济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经济结构也会由于中小企业的过于弱小而失衡。

　　从当前内需的根本改善与合理经济结构的形成看，其核心要求在于释放民间经济活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尽可能多的经济主体分享到经济增长的"蛋糕"。因此，在金融危机触发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过程中，如何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调整，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决策的重要考量。

　　实际上，信贷总量与结构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几乎反映于我国各个经济周期的时点，并不乏正反两方面的实证。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从客户、行业、区域、期限多方面调整新增贷款结构，使贷款在加速向利润中心区集中的同时，民营企业贷款成为新的增长点。贷款结构的优化使银行贷款业务获得了较大的释放空间。而2007年，由于贷款投向过于集中，导致了房地产、钢铁、水泥、汽车、电解铝等行业出现了过热增长、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行业结构风险开始显现。贷款结构的不合理最终抑制了银行信贷增长空间和资源配置效率。

　　可见，对银行来说，处理好信贷总量与结构的关系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目前，大规模投资效果已初步显现，内需开始表现较为强劲的势头，但这种复苏刚刚开始，并不稳定。民间资本的投资依然谨慎，政府需要继续投入和刺激，否则经济很有可能掉头下滑。为此，短期内仍然需要强劲的信贷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这一思路在6月25日央行公布的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内容中体现得尤为清晰——"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表态意味着，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信贷规模仍将保持增长。

　　由于货币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率均有赖于银行实际放款的质量，而信贷结构的调整对于提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要落实好这一货币政策，就必须在信贷规模扩张的同时尽快优化信贷结构，让新增贷款切实流入资金需求强烈的领域和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行业。

　　具体而言，就是要积极落实"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在支持重大工程建设的同时，积极支持民生工程、"三农"、节能减排、科技创新等项目，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中劣质企业及重复建设项目的贷款。

　　同时，对拥有众多分支机构的商业银行来说，要有效调整信贷结构，还必须加强对分支机构信贷交易行为的评价与考核，激励分支机构服从全行整体资源调度，形成配置信贷资源的内在动力，提高结构调整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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