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孙雷

　　 7月3日，北京中国大饭店大都会议厅，被誉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首次公开活动亮相：问计全球智库峰会。

　　 第一个急不可耐拍出“板砖”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7月2日晚上的开幕式上即提了一连串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世界上充满了各种说法和判断，孰是孰非？”基辛格博士如此发问。基辛格的问题是一连串的。他的这些问题包括：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会持续多久？影响会有多深？是否会带来其他后果？以后是否还会反复出现？世界经济不久的将来，究竟是会通胀还是通缩？会走出“L”形、“V”形、“U”形、“W”形还是？

　　 作为“中国最高智库”的总负责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7月3日上午对基辛格博士的问题做了部分回应。

　　 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介绍说，国经中心成立以来，除了直递中央的《要情》，还编印《研究报告》、《信息反映》、《智库言论》等专刊。现已送上去十几份研究报告，如绿色复苏、扩大出口渠道等课题成果都引起中央重视。

　　 他们如何提问：

　　 智库们的头脑风暴

　　 作为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基辛格同样在思考的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短期解决方案会带来怎样的中长期影响，未料到的后果所可能带来的未知的风险。

　　 这样的思维模式与国经中心不谋而合。在国内目前的智库，基本的运作状况是，如社科院、国研中心等机构，有的长于经济理论研究，有的长于国内经济研究。但如何更加注重国际经济，并结合国内经济走向展开对策性研究，把握火候报送中央高层，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智库此前还没有成熟的模式。

　　 曾培炎对国经中心的定位即是这一“临门一脚”的作用。

　　 在基辛格博士看来，智库的作用非常独特，可以为人类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案。

　　 7月3日上午的主论坛上，曾培炎对基辛格博士头一天的一连串问题做了部分回应。

　　 在曾培炎看来，危机的总体态势是世界经济正处在一种低位、振荡的时期，这次复苏将是一个较长的、曲折的过程，人们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夯实经济复苏的基础，防止经济出现的“绿芽”夭折，避免世界各国此前政策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不过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曾培炎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如何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如何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如何推进经济绿色复苏。

　　 在曾培炎看来，全球智库应提供更多切实可行的危机解决方案，提高对公共政策影响力，推动各国政府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觉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其实在过去四个月初始运作上，国经中心即开始开放式模式，既坚持研究的原创性，又不断吸收其他中外研究机构有实用价值的成果。比如中心成立以来已有20个课题在网上公开招标。并启动“经济每月谈”，请年轻人主讲，向全社会开放。

　　 郑新立则提出，当前，应对危机不仅需要政府通力合作，也需要各国智库的头脑风暴，正如本次全球智库峰会的主题：“共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

　　 “旋转门”之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因全球金融危机之运而生。

　　 本报记者获悉，国经中心创立时，财政拨了500万元开办费。但以后就不管了。在具体运作上，国经中心成立了基金董事会，负责筹资，已吸纳20多家央企。郑新立说，国内企业现在有热情也有能力扶持民间智库。

　　 值得借鉴的是国外同类机构的运作经验。在美国，单是洛克菲勒一家每年就支持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7000多万美元。

　　 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金融危机发展趋势及预测、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是本届全球智库峰会主论坛的核心话题。

　　 但这并非此次论坛的全部。另外四个平行分论坛还将分别集中讨论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与责任、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等内容。

　　 “来了这么多智库的顶级经济学家，你可以多问他们，每个人的回答都可能是非常宝贵的启发。”会场上，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对记者笑着说。

　　 全球智库约6000家，其中近1800家在美国，而“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一大特色。在郑新立看来，这同样是智库的力量。

　　 所谓“旋转门”，即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有人甚至“旋转”两三次，使政府保持活力，使智库成为给政府培植、储备人才的地方。

　　 正因此，发达国家智库的社会能量相当大，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力。美国每逢重大政策决断，一般是智库先提建议，然后是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采纳，智库的参与度、公信力都很高。

　　 在郑新立眼中，全球智库峰会打开了一道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使无所适从的人们可以通过交流、思辨、追问，去更好地探寻开解未来的钥匙。 “在这里，可以取天下之智为我所用。”

　　 “我们已经网上报名，正在争取拿到他们的招标项目了。”一位国内智库的专家对记者说。

　　 全球智库的回应：

　　 中国经济将率先复苏？

　　 本报记者获得了现场媒体中唯一的提问机会。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会在全球率先复苏；也有人认为，参照以往历史数据，中国经济通常是在美国经济复苏半年后才真正复苏。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接招”的是一长串名单：全国社保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薄迈伦、欧盟委员会地区政策总司前司长迈德斯、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理事会理事长贝利、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金泰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亚太中心主任勒弗比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于鸿君……

　　 针对本报记者的上述发问，精英们的声音并不完全一致，而回应的思路却可以管窥全球智库们的思维方式，这是理解世界经济另一个“旋转门”。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将在世界首先复苏，这是我的看法。”全国社保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如是回应。

　　 戴相龙表示，前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同时通胀压力明显增大，难以为继，所以要治理通胀，提高利率，同时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GDP降到8%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是我应当问的问题。”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理事会理事长贝利笑着说。他给出的启发是，经济是否复苏，首先要确定到底正常增长指的是什么，全球经济当下的变化更多背后是不同寻常刺激措施的结果，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的政策措施这本身也应该是经济复苏的一个参考内容。

　　 支持中国率先复苏的包括美国全国商会高级副会长薄迈伦。他认为，中国经济与30年前是不一样的，可以成为第一个复苏的国家。

　　 在薄迈伦看来，中国有着非常多的政策武器，有很好的财政政策和储蓄、国际竞争力，其银行金融系统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相对比较独立，与国际影响相对是隔绝的，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同时他补充认为，尽管中国有可能率先复苏，由于它的财政货币措施，但要想保持这种复苏的能力，在于它私营部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中国经济到底与世界经济脱钩到什么程度。”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会议间歇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

　　 钱颖一的逻辑在于，这一问题的根本回答需要人们更加深层次地探讨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是脱钩的，那恐怕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对世界经济复苏并没有什么意义；而如果不脱钩，那中国经济即便率先复苏，最后也只能是“W”形走势，在全球经济没有真正复苏之前还很可能复苏后再次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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