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丽萍

　　最近，上海某信托公司总裁助理“很迷茫”，感觉业务越来越难做。

　　眼看着大盘不断往上涨，但因为担心后续上涨乏力，不敢下手发行结构化证券投资类产品；银监会对于银信合作产品的监管最近越来越严厉，削弱了这类产品的发行规模；而一直让他感觉备受束缚的是，上海监管层的监管风格比其他地区更为严厉，使其不得不将一些送上门来的生意拱手让给其他城市的同行们。

　　深圳模式VS上海模式

　　基于对风险的严格管控，上海对信托业监管严厉，已不是什么秘密，信托公司和私募基金都深有感触。

　　为什么上海发行的信托产品以结构化产品为主？为什么深圳的阳光私募比上海多？这与上海的监管文化有很深的渊源。

　　目前国内的信托型私募基金按照地域可分为两种模式。其中，总部位于深圳的深国投和平安信托多发行非结构性产品：即私募机构担任投资顾问，但不承担股市下跌的风险。与“深圳模式”不同的是，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国投和华宝信托主要推出结构性产品：私募机构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资金作为保底资金，如果发生亏损，将先亏私募机构的本金。

　　上海某知名信托公司高层对CBN表示：“上海文化比较谨慎，不像深圳那样敢闯敢做，上海历来重视对风险的控制，因此产生了独特的上海模式，多发行保底的结构性产品。”

　　杭州某信托公司高层认为，信托产品结构化可能是出于监管要求，而不是市场需求。证券投资信托与公募基金的产品风险相似，信托公司不但作为金融机构受到监管，具体产品也受到限制，使信托公司难以扩大业务规模。

　　此外，上海比以前更看重投资顾问的资质。据上述高层介绍，上海目前比较鼓励曾经担任过公募基金经理的人才去做私募产品，例如吕俊式的人物。但一些民间投资顾问，即使符合注册标准，在寻求与信托公司合作时就通不过信托公司内部审核。

　　如果在上海发行非结构化产品，也要受到不同“待遇”。“拿投资比例来说，在上海发行的非结构化证券类投资产品，持有单一股票的比例不得超过产品总资产规模的10％，而深圳、北京等城市就能达到20％。如果是在资本市场向好时，持有个股比例高的产品，收益的弹性会好一些。”上海某阳光私募表示。据悉，在2008年上半年，上海信托业曾发行过非结构化产品，但因担心风险而被叫停，直至现在仍以结构化产品为主。

　　生意拱手相让

　　由于监管渐严，很多私募的结构化信托产品在上海也很难发行。

　　上海某知名信托公司高层最近感触特别深。“最近找我们的人很多，但最后都被我们婉拒了，或者介绍给深圳、厦门、重庆等地方的同行。”原因是经过一番实地调研、来回出差等折腾之后，设计出来的产品报给银监局，结果不能获批，致使信托公司产生人财物的浪费。

　　上海部分信托公司认为这一轮周期性行情上涨乏力，推出此类产品风险大，出于风险考虑，监管层批准较难。据介绍，一般这类证券类投资产品，成功发行一款，信托公司赚取利润在几十万元至100万元之间，利润微薄。

　　严厉的监管让一些在上海开展业务的信托公司绕道展业。

　　上述高层介绍，某些在上海开展业务的信托公司采取在外地比如武汉注册，信托产品发行时提交湖北银监局报批，以规避上海的严格监管。这种情况让上海本土的信托公司颇为羡慕，“他们的业务比我们先进多了。”

　　有些阳光私募则会选择在上海募集资金，而在其他城市实际操作。一些上海本地的私募也辗转深圳寻找机会，“在上海发不了产品，我们就会找外地的信托公司，上海本地的市场份额都被其他城市抢占过去了。”

　　此外，最近银监会加大对银行理财产品和银政信合作产品的监管，也让包括上海在内的信托公司感到压力重重。

　　今年5月，银监会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发售后5日内报送有关材料的时间提至发售前10日，由事后报备制改为事前报告制。这让信托公司与银行合作开发的单一信托产品受到影响，“与银行合作更严了，现在信托公司和银行两头都要向上事前报告，我们前一段时间与银行合作发了一个信托类产品，本来预计发行规模10亿，结果只发了2亿。”

　　5月，监管部门还下发了《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信政合作业务风险提示的通知》，叫停县一级政府担保有关的信托类产品，对信贷融资类产品的监管更严。

　　由此，一些实力稍弱的信托公司深感展业压力，“我们现在在考虑去做高速公路收费权信托，有些公司转而主力发展房地产信托业务。”该高层人士感慨，在上海做信托，尤其需要找准一个领域，否则就会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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