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让欧美众多投资型养老金计划资产价值缩水，而在二战后“婴儿潮”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开始进入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老龄人口行列，双重因素的作用下，一时间加倍放大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养老缺口问题。

　　 虽然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仍然只有30岁左右，相对于发达世界十分年轻，但面对发达世界的老龄化与养老缺口问题，中国并没有多少年隔岸观火的幸运。人口越多的国家，在出生率进入下降周期后，人口比例步入衰老的速度也越快，因为老人数量会更为庞大。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在2050年就会达到45岁，这期间大致在2030年，中国人口总量达到14.6亿高峰期后，会逐步减少。

　　 全球的养老缺口问题日趋严重，发达国家的麻烦并不少。金融危机的肆虐，意味着几十年来被广泛推广的固定缴纳投资型养老金计划（比如美国的401K），对发达经济地区的养老储蓄并没有通常传说中的有效。

　　 一般状态下，经济的发展与人口长寿、出生率下降往往正相关，但现在也有例外，比如在英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人口出生率保持了相对良好的态势，这与良好的社会保障有关。亚洲的发达经济体，人口结构的衰老速度则非常明显——包括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而最发达经济体美国，虽然整体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有种种弊漏，但受益于新增移民以及非法移民的贡献，人口老龄问题被大大缓解。

　　 相关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中，在医疗保健水平步步提高的条件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保持了良好生活境遇的人，身体走向物理性衰老的年龄越来越晚。目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一些年之后，80岁—90岁的人的工作和生活能力，将等于现在65岁的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人口经济学家论证了老年人延迟退休并不会影响到新增人口就业。实际上，对于如何化解老龄社会的国家养老缺口问题，让人们工作更长的年限、推迟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较普遍的处方。但在政治上，这可能会是个将受到来自老龄人口和年轻人口两方面否定的政策设想。

　　 对于老龄人口而言，强制性延迟退休和加长养老保障缴纳年限，意味着和现在相比的福利减少，而年轻人则可能遇到一些工作岗位，尤其是重要工作岗位减少或者延缓开放机会的问题。美国凭借移民而缓解老龄化的经验，很可能是较好的出路，虽然美国所做得还远远不够。对于发达国家，实行更开放的移民和允许跨国劳动的政策，相比较其他选择，其实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养老缺口的更好通途。它意味着更多的外国年轻劳动人口进入整体养老福利供给的储备池，同时不影响多数接受移民国家人口的主要政治利益。但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此阻挠，比如在美国赋予“非法劳工”同等的合法权益和薪酬保障问题上，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津津乐道于对此设置政治门槛。毫无疑问，养老问题除了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变化，当一个国家要在更大的养老压力和保守政治选票之间进行平衡时，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中国虽然在向人口“老龄化”步步靠近，但是国内的城乡劳动力结构和社会二元分层，意味着中国在最近的几十年内，需要建立广泛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将最多的人口纳入到养老保障积累和支付的盘子中。同时，要迅速从现收现付制的泥潭中走出来，变成有弹性的基金积累制，化解“未富先老”的危机，这无论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长远的经济增长都是异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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