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

　　清迈倡议（CMI）是2000年在泰国城市清迈建立的亚洲金融互助机制，它的终极目标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那个目标当然就是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在该地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IMF应对不力，令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至今难以释怀。

　　然而，迄今为止，CMI是有马无鞍——在其框架下承诺的信贷和货币互换还从来没有投入过实际应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动荡期原本是激活这些机制的好时机。然而，该地区受冲击最严重的央行——韩国银行宁可跟美联储搞300亿美元的外汇互换，也不愿向“东盟+3”伙伴们求援，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而现在，据说“东盟+3”又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即所谓“清迈倡议多边化”——旨在把双边货币互换和信贷机制升级成地区性储备池的一个进程。这一目标是2005年设立的，其实施细节则于上个月在“东盟+3”财长会议上商定。会上明确了各成员经济体向1200亿美元储备池出资的比例、借款条件以及投票权的分配等等。

　　人们都说就出资比例达成的共识很重要，因为中国和日本将各自出资32%。在此前的地区性协议中，比如在亚洲开发银行资本金出资比例上，中国总是被当作第二档的大国来对待，承担较小的出资义务。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对1997年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避而不谈，正是因为它担心自己只轮到一个次要角色。如今中国得到了和日本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意味着它将不会阻碍进一步合作的开展。

　　人们还说确立简单多数的表决原则也很重要。清迈倡议的投票权大体同各成员经济体出资比例相当，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阻挠共同行动。与之相比，IMF的执行董事会的决策基础是意见统一，因为美国等大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然而，有了这些新规则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清迈倡议规定，当一国需提取的资金超过其可用信贷额度的20%，就必须经过IMF同意，20%只不过是各国出资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一规定足以抵消整个倡议的初衷——使亚洲不必再仰IMF之鼻息。就算“东盟+3”计划逐步提高直至取消20%这个上限，那也是未来说不清哪一天的事情。

　　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很简单。各国拿出来的是现金，谁都不希望自己的钱被轻率地用掉，而且最好能得到还款的保证。

　　但是作为同一地区的邻邦，各国都不便过多批评别国的政策，或提出修正方向的要求。亚洲地区有许多事务在政治上特别敏感。就算是拥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欧洲各国，其互相之间贷款安排的监测（surveillance）和贷款条件（conditionality）的拟定等职能也是外包给IMF的。比如说，最近向匈牙利和拉脱维亚提供紧急援助的谈判，牵头的就是IMF而不是欧盟。

　　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如果要脱离IMF的制约，亚洲各国就必须直面互相之间不留情面的政策批评，必须听取调整政策的呼声，不管调整有多么困难。在这方面，“东盟+3”已经触及了一些实质。5月份的财长会议共同承诺建立一个地区监测机构。

　　尽管如此，这个机构的选址和人员构成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它可能会设在东盟秘书处所在地雅加达，也可能设在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内部，还可能被安排在“中立”的东北亚国家韩国。究竟花落谁家，结果大不一样，所以各国政府正在为此较劲——大家都还记得，IMF设在华盛顿特区这一历史性抉择，是如何自然而然地扩大了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力。

　　缓和这些难点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监测职能和资金调拨权都委托给一个超然于国家政治的独立董事会。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其职位独立于各国政府，任期也设置得相当长，整个董事会就像一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那样运作。它负责发布金融稳定报告，铁面无私地指出各国政策的软肋和金融体系的弱点，还可以要求有关国家做出政策调整，以方便调拨资金。一旦这样一个董事会建立起来，IMF就可以靠边站了。

　　这一纲领并不能一下子解决亚洲的所有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扫除一个危险，也就是不得不继续扩大外汇储备规模的危险。近期的金融震荡加强了这一冲动。如果亚洲国家屈从于这种冲动，全球收支不平衡和有关的种种麻烦都会卷土重来。把地区储备汇到一个池子里，从而给这些钱找到个去处，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把这一构想变成现实，需要更有突破性的思维。

　　（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Project Syndicate；翻译：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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