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导演丹尼·博伊尔拍摄电影一贯坚持以低预算、高品质为标准，因此有人将他的作品称为“简单的电影”。而提及“中国的低成本、高品质电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思考片刻说：“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算是一个经典例子吧。”

　　两年多前，宁浩凭着这部预算只有300万元、无明星、无特效的“简单”小制作，赚了上千万票房。不但宁浩尝到了“简单电影”的甜头，电影人也看到了小成本电影在中国的潜质。果然，今年贺岁档，宁浩“疯狂三部曲”的第二部《疯狂的赛车》又成功“以小博大”，票房突破亿元大关。之后，“疯狂三部曲”最后一部《无人区》也赶在上海电影节开幕之前杀青。

　　宁浩显然已成为中国“简单电影”的代表人物。按照影评人的观点，中国现在还没有堪与博伊尔媲美的“简单”电影人，但中国每年生产的几百部电影中，的确不乏和宁浩《疯狂的石头》品质不相上下的“简单电影”。

　　“简单电影”的两种方式

　　“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鬼子来了》，从某种意义上都能算是‘简单电影’。”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王晓玉的脑海里，能够算得上中国“简单电影”的还有第五代导演的早期作品《黄土地》、《红高粱》，贾樟柯的《小武》、《站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青红》，以及陆川的《可可西里》。

　　没有炫目的CG特效，没有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简单电影”靠什么赢，赢了什么？“简单电影”之名？票房？还是口碑？

　　按照王志敏的说法，“简单电影”首先得有好的剧本创意，然后，导演充分运用电影的视听特点，把创意表述清楚。创意加上恰当的视听语言，使得简单电影所展现的中国现实社会生活，观赏性不输于那些投资动辄上亿、充满CG技术的大片。

　　但宁浩和冯小刚的电影，和那些在电影节上获奖、票房却不理想的“简单电影”，在视听语言的运用上完全走两个套路。

　　冯小刚的贺岁片《非诚勿扰》制作成本4500万元，19天票房过3亿元。“这种电影完全小品化了。它的内核，其实由一个一个笑料组成，几分钟让你兴奋一次。你在看电影时不会有倦怠感，自始至终都觉得有趣、好笑。”王志敏解释，冯小刚用这种电影手法拍摄的电影，品质也不低，亦符合中国观众喜欢看小品的口味。同样，宁浩的电影也以这种电影小品化的方式赢得了大众青睐。

　　另一类中国的“简单电影”，以纪实手法见长，则博得了国际影评人的喜爱。如《小武》、《十七岁的单车》，在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眼里，“导演拍这些电影时，和观众保持着一定距离，这种距离能让你思考。他们把观众当作正常人来看，尊重观众的情感，尊重观众的思考能力。”

　　“简单电影”的中国困惑

　　“我们一直在做第二种‘简单电影’。”法国小卢米埃尔电影制作公司制片人娜塔莎·德维勒（Natacha Devillers）在接受CBN采访时谈及她的苦恼，“在中国想做‘简单电影’，融资渠道很成问题。”中国没有成体系的电影融资渠道，特别是那些无甚名气的新导演，即使完成了品质较高的小制作，也难上中国的院线，大部分成本很难收回。

　　由娜塔莎担任制片人、贾樟柯担任监制的《赖小子》在2006年夺得过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这完全能算一部“简单电影”。常常有人拿《赖小子》和《疯狂的石头》相提并论，称该片开创了中国残酷青春电影新的类型模式。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娜塔莎说，这部电影未能在国内公映，因而“根本没有票房收入”。

　　“一边是院线影片数量太少，另一边是很多电影投靠无门。”上海盛世泰和影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涛也向CBN描述了现在中国市场上“简单电影”的困惑。

　　另一些得到公映机会的“简单电影”，遭遇也让人心寒。就拿2007年上映的《盲山》来说，该片导演李杨之前因作品《盲井》而被国内影迷所熟悉。《盲山》也是一部没有明星的电影，李杨希望通过不知名的演员达到一种纪实性的效果，这样的做法让影片独具特色，却不利于影片的市场发行。在北京上映以后，一般电影院每天只给《盲山》安排2到4场放映，同期上映的《谍影重重3》却享受着一天14场之多的放映规模。另一部众口皆碑的黑色喜剧《光荣的愤怒》，公映之后赢得影迷一致称赞，却在北京几家电影院匆忙上映数日后，迅速下片，而且其间每天每家影院放映不超过10场。这又是一部赢得了口碑，却埋没在影海中的“简单电影”。

　　大部分“简单电影”在中国境遇不佳，是电影圈内不争的事实。根据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办方提供的消息，2008年中国有406部电影无缘各大院线，占当年中国电影的大多数。“中国民间为数众多的制片公司制作的小成本电影，想要进入院线放映，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是不太可能的。”王晓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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