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的出口增长不应被锁定在集约的发展边际上

　　特约评论员 钱学锋

　　中国出口的严峻形势令人密切关注。确实，自2008年8月以来，政府通过调高出口退税率，松绑加工贸易，提高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等密集的政策调控措施来稳定外贸出口，但连续七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仍无法扭转出口连续七个月下降的现实。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近日表示，中国社科院关于“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显示，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目前正在生死线上徘徊。

　　关于中国出口受外部冲击较大的原因，用外需过大或者出口市场相对集中的解释看似无懈可击，但实则是“用现象解释现象”的套套逻辑。再比如，比出口下滑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即便在出口繁荣期，中国的贸易条件从2000年以来已经下降了21%，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评论的那样：中国对外贸易“卖啥啥跌，买啥啥贵”。理解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审慎而深入地去探究中国出口增长的结构与路径。

　　幸运的是，新近发展的贸易理论为我们揭开谜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根据美国经济学家Melitz等人最新发展的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Model），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的贸易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 of trade）和扩展的贸易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 of trade）而实现的。集约的边际意味着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现有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扩展的边际则表明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是基于新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以及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不同的贸易边际蕴涵着不同的福利涵义。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的贸易边际，那将极易遭受外部冲击从而导致增长大幅波动并进一步引发较高的收入不稳定，同时还可能因为出口数量扩张而导致该国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出现贫困化增长现象；但如果一国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的贸易边际，那么将会增加贸易品的范围而不只是贸易量，不仅有利于使出口国提升多元化的生产结构，也使逆向贸易条件效应不太可能发生。因此，一国应该尽量使自身的出口增长更多的倾向于扩展的贸易边际。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经济学家Amiti 和 Freund 2007年采用HS-10位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发现，自199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种类增加了40%，但扩展的贸易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最多不过15%，几乎中国对美国的所有产品出口增长都源于集约的边际。我们最近利用HS-6位数对中国与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总出口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与1995年相比，2005年中国新增加的出口产品种类只有243种，扩展的边际占总出口的比例仅为6%。这些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来源于集约的贸易边际而不是扩展的贸易边际。认识到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而且，即便是在出口繁荣期，中国从出口当中获取的收益却是不断下降的。

　　因此，当前的出口下滑确实值得忧虑。因为它是一种外部冲击下的周期性反应。换句话说，即便外部需求企稳，在政府刺激性的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出口能够实现快速反弹，但由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决定了这种反弹并不能扭转贸易收益下降的局面，也不能保证外部需求萎缩再次袭来时避免下滑的故事再度上演。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还告诉我们，只有一国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出口市场。中国出口增长偏向于集约的边际的事实表明，中国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还有待提高，而这需要创新。金融危机背景下不应一味刺激和强调鼓励出口，更应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否则可能会将中国的出口增长锁定在集约的发展边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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