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明 北京报道

　　统计数据就像烤鸭，如果你喜欢它，那最好不要过分追究烤鸭的出炉过程。

　　但现在左手一只鸭，右手一只鸡，却被贴上相同的标签：经济数据。这让习惯了数据模型分析的人士，无论他是市场人士，还是热心的宏观经济学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即是热心人士之一。在收集了今年以来的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反复比对之后，他总结出了八对中国经济的偏离现象。

　　“这些矛盾，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以工业带动的增长模式终结。”刘元春说，“我不认为统计局的数字有问题，要做假也不会有这么多假，相反我认为数字矛盾的背后是经济深层次问题的体现。”

　　比如名义消费增幅在下降，实际增速(考虑到物价是负数)在上升，只能说经济下滑的影响开始波及到消费领域。

　　八对经济数据背离

　　刘元春新近完成的宏观分析报告发现，目前的统计数字矛盾，已经远远不在用电、投资领域，已经扩大到八大对立类别。

　　虽然专业繁琐，但仍可不厌其烦罗列：投资的高速增长与进出口加速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上升与用电数字仍是负数的背离；工业增速上升与财政增速负数的背离；货运量正增长与港口吞吐数据下降的背离；名义消费增长与实际消费增长的背离；股指增长与上市公司利润下滑的背离；工业增加值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的背离；以及房地产销售的增长与实际房地产投资的增幅很低的背离等。

　　这其实是一连串事件。刘元春认为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不可能作假。比如像电力、财政收入等数字，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财政部等参与给出，“不可能如此大规模的作假”。他说。

　　以投资和进出口数字为例，投资表示内需，进口也表示内需。5月份投资加快增长，但是进口下滑加快，5月当月进口下降25.2%，比4月份下滑加大(4月份进口下降23%)。

　　“我发现过去的进出口数据和投资数据是很匹配的，即投资高增长必然配备了进出口高增长，现在进出口下滑更快，只能说明投资很多并没有进入实体领域。”刘元春说。

　　互相偏离的数据，让使用数据分析预判经济走势成为搭积木。刘元春说，中国目前的统计数字出现了两种极端，一个很好，一个很差，用很好的数字，比如像投资，会得出经济转好的结论，甚至过热的说法。但是用很差的数字，比如负增长的物价、发电等，会得出经济变坏的结论。

　　若这些数字联合考虑起来，就会发现问题，比如消费，考虑实际消费增速上升(物价下降引起)是没有意义的，名义消费(零售额)增速放缓，则说明经济下滑已经从工业、投资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这说明经济下滑更严重了。”

　　刘元春判断，数字背离的背后蕴含着中国经济的更大风险，比如通缩实际在加深，就业问题异常严峻，外需下降可能未来更大，房地产可能去库存化才刚刚开始，产能过剩更加严峻。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也正是考虑到目前的投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实际的工业增长，特别是用电等快速增长，进而放弃了过去的经济“V”形反转的看法，他开始持有和李扬等人一样的意见，即经济可能出现“W”形的增长：复苏之路会一波三折，目前的繁荣是假象。

　　此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在国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的刺激作用下，当年经济增幅为7.8%，但是1999年经济增幅下降到7.6%。2000年经济增速升至8.4%，但在2001年再次下降至8.3%。其中1998、1998年物价甚至出现负增长。

　　追寻32.9%投资增长的能见度

　　在数据中，固定资产看不见，也摸不着。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1－5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达到32.9%，如果单以5月份来看，比去年同期增幅达到38%以上，再考虑物价因素，实际增幅可能在40%以上。

　　这样的投资增速，最近一次出现还是在2004年的1－2月份，当时的投资增速高达53%，结果导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拉高到16.6%，发电增长15.3%。2月当月发电增长25.7%。全国拉闸限电省份急剧增加。

　　今年相近的投资增速，不仅没有出现工业增速加快，也没有引发用电狂潮。

　　在2009年5月份投资增速为38%以上的作用下，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只有8.9%，而发电量是同比下降2.7%。

　　如此高的投资，如果不是打水漂，那则需要给出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袁钢明刚刚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调研回来。当地的一些人士告诉他，实际上很多投资并没有真正实施。“特别是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投资回报很低，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日，地方政府和企业并不感兴趣。”袁钢明说。

　　但袁钢明获知的这个现象，最后又是如何体现在统计数据中，需要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

　　无独有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提供的另一个细节对此做了解释。5月份他碰到任志强。任志强告诉他，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是，“快要完工的加快完成，现有已经完工的加快销售，有多少套卖多少套，但是绝不开新盘，要开的也不开了，其他的房地产商也是差不多。”

　　王建由此恍然大悟：现在这些加快上马、加快完工被统计成投资增长的项目，只是以前完成的项目。

　　王建得出结论，一般一个大的项目建成需要消耗大量的工业产品，现在这么近40%投资高速，对应的工业增长速度只有8.9%，这说明，“现在去库存化可能还没有完全过去。”

　　仅有地方政府和行业的这些细节，似乎还不能完整解释投资数据之谜的关键逻辑链条。

　　曾经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扬一语道破其中秘密。李扬说，投资从数字上看好像很高，但是从实体领域(工业)似乎不是很高。原因现在我们统计投资很多只是账面的变动。

　　“比如银行贷款下去，贷到企业就被统计投资，但是企业是不是用于购买还是实际投资，我们统计数据照顾不了这个现象。”

　　这个统计数据照顾不了的现象由以下的真实世界的微观经济操作细节决定。“尽管这两个月贷款高速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但是存款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尤其企业存款，这在历史上非常少见。”李扬进一步分析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定是银行和企业做一些安排，一个是现实的考虑，钱下去产能过剩情况下、经济下滑情况下，贸然投资对于企业就是坏投资，银行来说就是坏投资。”

　　放松管制：新增长点的历史逻辑

　　八对经济数据偏离背后，或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以工业带动的增长模式终结。若这个结论成立，则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一个重要发现。

　　中国在上两次的经济低迷期，主要是出台了新的改革政策，并由此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经济最低时年度增长只有5%左右。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当时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见证了这一轮寻找新增长点的政策出炉过程。

　　1987年他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即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该构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此后中央加快开放进程，开放政策实施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86年的三成左右，变成2006年的七成左右。在上一轮(2001年-2007年)的经济增长中，每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就有2-3个百分点。

　　同样，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在启动国债基础设施投资的过程中，实施了住房市场化等改革，由房地产启动带动了钢铁、建材等一系列行业的兴起。

　　刘元春由此表示，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所以能在2002年开始走出经济通缩的困境，根本点在于外贸的贡献导致制造业快速上升，和住房市场化刺激带动整个经济上升，其中加入WTO对出口的贡献更大。“从历史所看到，改革实际上是走出萧条核心的因素。”他说。

　　仔细检验上述两次走出经济低谷的政策药方，实际上核心的一点，是深化了对外和对内的开放。对于本次经济如何走出经济低谷，学者开出的药方则是五花八门，但也仍不脱离呼吁放松管制的范畴。

　　王建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实施城市化，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60年可以创造200万亿-300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需求，目前中国经济只有30万亿左右，“下一步放开户籍等政策，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化率，GDP再过30年每年保证8%-9%没有问题。”

　　要实施城市化，绕不开是城市土地的扩容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专家张曙光认为，目前国家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全国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到底要多少耕地，需要详细测算，但是未来如果要提高城市化率，必须要将农村的土地更多地变成城市用地，但是目前城市居民不能买农村宅基地，但是现实是农村的土地已经商品化。

　　比如全国66亿平方米小产权房，占到全国住宅面积的1/3。仅仅深圳3.5万套小产权房，面积达到1.2亿平方米，住了500万人，占到深圳住房面积的49%。张曙光判断，一些管制的政策不松绑，将很难真正带来经济增长，并解决就业问题。

　　“比如贷款担保公司如果每个县搞一个，可以解决多少就业，刺激多少经济，这比大学生当村官来解决就业是不是要好得多，为什么金融服务业就不能放松管制？”他追问道。

　　放松管制的政策药方仍值得期待。不过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提出的能源革命的路径，也令人遐想。他测算发现，目前全国产能设施资本大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倍，实施新的技术，将我国50%的产能以新的符合环保、节能减排标准的技术更换一遍，那么可以有占GDP约1.25倍的空间创造，这样放在10年，每年这方面可以带动经济10%的增长。

　　不过正如当下令人费解的经济数据难以解答一样，上述这些从书斋里测算出的数据，虽然令人着迷，但是仍须面对的是：数字能见度。这是数字冰山裸露的一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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