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最好时机，却是真正迈开第一步的良机。企业只有加快在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把自己做大做强，才能在海外并购中走得更远。

　　■文/本刊记者 侯瑞宁

　　千载难逢的低油价，为我国石油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良机。5月12日，中国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在股东大会上表示，今年公司将融资1000亿元，主要投资方向之一是海外业务市场，将趁着低油价时期大力拓展海外油气市场。中国石化在海外市场上也表现出了和中国石油一样勃勃的雄心。业内人士认为，2009年甚至2010年，将会是中国进行世界大收购的关键时期。

　　不过，遗世独立者还是出现了。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并购良机，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在博鳌论坛期间表示，中海油这几年基本上不会做海外收购项目, 至少金融危机期间将不会考虑对外收购海外油田，而是寻找合作伙伴，寻求共赢。

　　增值为王

　　当大家都在众口一词话并购的时候，中海油的表态即使不是“平地一声雷”，至少也可以被看做是“不走寻常路”。

　　那么，中海油为什么做出逆市之举？难道是因为并购资金不足？显然不是。中海油首席财务官吴孟飞表示，今年一季度受累油价大跌，中海油总公司赢利状况肯定不如去年，但目前十个子公司的财务流动比率都是健康和正常的。

　　也许傅成玉在博鳌论坛上的一席话，可以用来解释中海油的“海外不作为”行为。他认为，收购的目的在于增值，而不是为了盲目地扩大规模。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即使价格再低，也不会去捡这个便宜。相比“价格”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收购原则是考虑被收购企业是否能与企业自身的发展产生协同效应，是否与自身的发展战略相吻合。

　　此外，海外收购中的各项风险无疑是企业家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有很多业内专家认为，在经济危机下，海外并购的政治风险减小了，但是在傅成玉看来，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目前开展海外收购的政治风险在加大，而不是变小。“尽管各国纷纷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政治现实会迫使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相反的选择。”据悉，四年前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就是因为前所未有的政治干扰让这场当年全球最大的收购折戟海外。

　　对于收购而言，时机为金，价格为王。那么如何判断“适当”的收购时机？被称为“并购王”的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曾亲自撰文：如果仅从价格来看，目前似乎正是一个好时机，但并非最好的时机。这是因为现在仍处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转移的过程中，那些目标企业会将股价的下跌归因于金融市场的不景气，而并未认识到企业基本面的恶化。如果此时提出收购要求，会被对方认为是不友好的恶意收购。这种带有“捡便宜”心态的收购即使交易成功，在随后的整合中也会遭遇文化融合的困难以及对方的不合作。

　　任建新的分析对于傅成玉来说，可能大有“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作为国内最具国际化运营模式的国有大型能源公司之一，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案件至今被外界或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但毋庸置疑的是，那次“失败”肯定让中海油进行了一次洗礼。

　　整合之殇

　　谈起并购，在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用30年代的基础，60年代的工具，90年代的目光来参与跨国并购，在谈及并购时自拉自唱，除了自我证明判断准确、出手得当以外，少有专业界的参与。”可能这话有失偏颇，但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海外并购其实刚刚开始。

　　WTO研究会理事、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杜奇华教授告诉记者：“现时对于并购本身而言是好事，但是我国企业要思考的是，收购之后自己有没有能力整合。如果不能，那么一切都没有意义。”

　　银河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滕泰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要对海外企业进行产业收购，现在并不是很好的时机。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来整合并购企业的资产。”

　　他们的观点可谓直击中国企业的收购“软肋”。据悉，过去五年，中国在德国进行的并购案例中，2/3的交易在中途结束；并购成功的案例中，只有20%运作比较稳定，80%不太好。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铩羽而归，华为放弃收购美国科技公司3Com，这或许是去年以来宣告失败的海外并购之中最引人瞩目的案例。

　　其实，对很多企业来讲，真正的难度不在于“走出去”，而在于“走出去”以后如何成功运作，也就是并购后的整合。杜奇华认为，整合之所以会出现大面积的失败，原因在于我国能源企业缺乏国际领先的技术、品牌以及先进的管理能力。简而言之，中国企业现在还不具备一副“消化”海外收购资产的“好肠胃”。

　　此外，很容易被低估的一点，还有文化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中国企业经常在并购外国公司的时候遇到文化方面的不同或者障碍，这种不同不仅仅涉及人的理念，而且涉及东西方公司本身运转方式的不同。滕泰表示：“从表面看，以往的收购失败是由于文化差异，但其实是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亟待完善。”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谭力文分析，一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案例流露出明显的“不了解”，既不了解当地的经济、政策环境，也不了解并购到底能够带来多少投资收益。“部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表现得很不理性，资本玩家的色彩十足，既理想化又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国际资本环境的复杂性，则决定了一着不慎甚至会满盘皆输。”

　　理性收购

　　正是因为企业本身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务实的态度，傅成玉才会提出“中海油更加注重内部的发展，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很多人认为，过分地强调并购成长，有可能把企业撑死，一定要把并购和企业的自身有机成长结合起来。认同这种观点的企业老总不在少数，比如任建新，以及联中资源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童媛春。

　　童媛春认为，企业必须注重在产业中扩大内涵式的再生产，因为整体的实力并不是依靠简单的堆砌实现的，单纯提高产业集中度对于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并没有太多的帮助。增加集中度必须要结合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并且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以及产业发展的脉络和布局进行前瞻性的关注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

　　“企业只有自身强壮了，才能在并购中占据优势，而决不是偶然抓住的机遇。”杜奇华认为，现在企业在尝试海外并购的同时，应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加强自身的管理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外国企业希望中国企业来进行并购。”

　　对此，出版《炼狱之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新闻背后》的作者马毅颖可能有更为概括性的认识。她认为，中国企业折戟海外并购市场教训至少有三：一是不计成本的维护所谓“产业安全”极可能是个“伪命题”，即使是资源性收购也有边际成本；二是不要把手段当战略轰轰烈烈出海收购，海外收购只是“走出去”战略的一个内涵；三是中国企业必须以完整行业主体面对跨国巨头，否则弱势地位难以扭转，海外并购预期也难以乐观。

　　当然，前车之痛很可能转化为前车之鉴。杜奇华认为：“现在不是企业并购的良机，但我认为是我国企业开始迈开收购第一步的最好时机。”我国企业在海外收购领域刚刚起步，趁着这次经济危机“走出去”即使成功率比较低，也应该积极尝试，为以后积累更多经验，因为这时候“交学费”的成本相对较低。

　　他的看法也许正好吻合了我国政府对于海外并购的态度。尽管我国企业频频折戟海外，但为了鼓励企业迈开步子走出去，国家前不久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大大简化了境外投资的审批过程，给予企业更多政策上的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小企业，我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海外并购政策。据悉，现在我国政府搭建了一个叫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平台，即组织国内的中小企业集群地走出去，形成一个产业集群。这个合作区由中国政府组建、开发、管理，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和东道国政府打交道的窗口，减少一些中小企业由于海外投资经验缺乏而产生的法律方面、对当地市场劳工情况不了解等困惑，大大降低“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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