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性影响，公款烟现象更败坏了党风政风，助长了奢靡之风，增大了行政成本，成为腐败的温床

　　■本报记者夏金彪

　　“没想到中纪委能与我们对话。”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许桂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就公款买烟的问题，查处大案要案的中纪委能放下身段与小小的非政府组织沟通，她有点出乎意外。许在卫生部从事疾病防治工作多年，退休后继续工作，加入控烟的行列，不过跟中纪委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5月下旬，中国控烟协会把收集到的公款买烟的情况写成公开信，并致函中纪委，希望中纪委从查处违纪、廉政建设方面管一管。

　　随后，中纪委党风办致电中国控烟协会，表示中纪委领导对这方面的工作十分重视，希望今后能与中国控烟协会加强沟通，加强对公款买烟违纪违规行为的查处。

　　“中纪委在致电中还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将于今年10月份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经费支出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许桂华说。

　　公款烟屡禁不绝

　　吸烟危害健康并导致多种疾病甚至死亡已是被各国专家证明了的科学事实。目前，我国有3.5亿烟民，5.4亿被动吸烟者。每年我国死于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超过100万人。

　　“政府公务人员本应该带头不吸烟，更别说拿着纳税人的钱公款消费烟草制品了。”屡禁不绝的公款买烟腐败现象促使许桂华给中纪委写信。

　　今年5月初，湖北公安县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中规定公款买烟的条款被媒体曝光。其中一份指导性计划表中规定，全乡各单位年“抽烟任务”为400条，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将被扣减公用经费。

　　“按每条烟170元的标准保守估算，仅公安县一年公务用烟费用就高达400万元，公安县还是比较贫困的县，你可以估算一下全国一年公款买烟要多少钱！”许桂华说。

　　中国控烟协会曾打算在全国按照“东西南北中”的地理方位选择5个地方进行公款买烟消费调查，但最终却发觉调查很难进行下去。

　　“因为发票上根本不会写香烟费，而是写会议费、饭费等，所以很难统计。一年全国公款买烟到底花费多少钱还是个未知数，但肯定不是个小数目。”许桂华说。协会收集的公款买烟的情况，很多是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

　　去年年底，南京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公款消费天价烟的“香烟门”事件引发热议。人们发现这个“小小的官员”抽的是江苏一种高价卷烟——“九五至尊”，戴的是价值10万元的名牌手表。“九五至尊”在广告中声称该烟是“厅局级的享受”，这种卷烟的市场价格每条1500元，高得吓人。随着纪检介入调查，发现了周久耕的贪污受贿行为。由此，公款消费高价烟而引出的腐败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香烟门”事件并非个案。

　　今年3月份，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龚义收受的赃物中被发现有大量烟票，其中有一家企业一次送给他100条软中华烟票，龚义用这些烟票兑换了6万多元现金。烟票取代现金成为一种新的行贿手段。义乌市纪委透露，近年查处的贪腐案中，几乎每个问题官员都收受了大量烟票，都是中华等高档烟票，一次收受几十条或上百条是常有的事。

　　屡禁不绝原因何在？

　　“公款烟现象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恐怕少见。它损害政府的形象，阻碍中国控烟的进程，同时也危害了官员的健康，增加了社会公共卫生资源的负担，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原中国疾病预防科学研究院副主任吴宜群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她加入了一个NGO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是该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将继续进行不懈的控烟工作。

　　她对公款烟现象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我国特有的“敬烟文化”、“送礼文化”背景下，卷烟这种危害健康且有成瘾性的东西，竟以“公务”的名义成为了交际的工具、“办事”的润滑剂。许多人把“公务用烟”看作官场的“通例”，用公款买烟毫不感到愧疚。他们无端放大烟草的社会属性和交际属性，个人的嗜好被美化为“工作的需要”。

　　“我国战争时期实行的供给制虽然早已取消，但供给制的遗风一直存在，这也助长了公务用烟。” 吴宜群说。官员们在领取工资之外，吃饭、乘车、住房、制衣、购物，每每都有等级不同的补贴或优惠。现在工资已经多次改革，原有的职务消费管理办法已经大大落后于实际情况。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又往往合法、不合法地扩大职务消费的范围，增加职务消费的标准，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干部的各种补贴或优惠便以不同名目保留下来，公款烟就是一种，而这类用烟往往价格不菲。

　　中国卷烟销售公司与国家统计局对高档烟进行的联合市场调查显示，政府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私营个体是高档烟的主要消费群，这三类群体消费的高档烟占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些高档烟的消费量不足卷烟消费总量的4%，但销售收入却占总销售收入的20%。

　　其实早在1993年，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明确规定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会议期间不得组织游览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活动，不得招待烟、酒、糖、果等，不得宴请与会人员和发放任何物品、纪念品。”2006年又重申：“会议费开支包括会议房租费(含会议室租金)、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办公用品费、文件印刷费、医药费等。会议主办单位不得组织会议代表游览及与会议无关的参观，也不得宴请与会人员、发放纪念品及与会议无关的物品。”

　　“尽管中央各种文件未见允许公款买烟的规定，但在不少地方形形色色的规定中，已经使公款买烟‘合法化’了，这表明对地方政府的‘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吴宜群认为，公权力与烟草业互动牟利使得公款烟屡禁不绝。

　　熟悉烟草业的有关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烟草公司为了开拓公款烟、送礼烟市场，使用营销、促销、广告手段，渲染消费“名优烟” 是“厅局级的享受”，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说动政府规定公务用烟的品种、额度，采取返利、抵税、特事特办等方式推动高档卷烟的销售。而有的官员为了“享受”和“身价”，往往不计公款消费的多少。

　　控烟对公款烟的战斗

　　许桂华告诉记者，公款烟有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要求。早在2003年，我国政府就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公约》，2006年1月《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公约》是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控烟公约，是我国政府为保护公众健康而做出的一份政治承诺。“可是近年来，有的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烟草业的利益，甚至用‘红头文件’来推销本地烟草制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目前，公款烟问题也引起了主张控烟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赵园提交的提案建议尽快制订《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规定》。她提出了4条建议：在政府机关的所有公共场所，实现百分之百的禁烟；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军队均不得以任何名义用公款购买烟草制品，否则以贪污罪论处；在党、政、军以及国有企业的一切公务活动中不摆烟、不敬烟；国家公务人员不得接受烟草馈赠，否则以受贿罪论处，赠送者以行贿罪论处。

　　许桂华表示：“离2011年全面履行《公约》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像公款买烟这类突出的问题不得到解决，将会对控烟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2011年1月9日《公约》将在中国全面生效实施，中国须履行所有控烟承诺，包括制定控烟法规，提高烟草税，禁止烟草广告，在公共场所100%禁烟，在烟草包装上印刷警示图文等。

　　“烟草每年夺去中国100万人的生命。公款消费烟草，拿国家的钱财，去为干部买疾病、买死亡。就是为了干部的健康，也应当禁绝所谓的‘公务用烟’”。吴宜群认为，中纪委对公款烟问题的积极回应，可能会加快严禁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条例出台，尽早结束公款烟这种“中国式”的怪异腐败现象。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链接

　　为了减少烟草危害，世界卫生大会1996年5月提议进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谈判。2003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一致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为在全球控制烟草危害、共同维护人类健康提供了法律框架。

　　这一公约及其议定书对烟草及其制品的成分、包装、广告、促销、赞助、价格和税收等问题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公约的主要目标是提供一个由各缔约方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实施烟草控制措施的框架，以便使烟草使用和接触“二手烟”频率大幅度下降，从而保护当代和后代人免受烟草对健康、社会、环境和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2003年11月，中国成为该公约的第77个签约国。200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了该公约，10月正式向联合国交存了批准书。2006年1月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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