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员 周慧兰 曹理达

　　 中铝并购的是是非非

　　 《21世纪》：中铝与力拓结盟失败，有学者认为中铝没能把握住力拓股份下跌的最佳时机，反而给了对方另寻合作伙伴的机会，您怎么看？

　　 袁钢明：过去建筑材料大量使用木材和土石，现在都改用钢铁和铝等有色金属。因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使用钢铁和铝比使用木材和土石更加环保。现在电解铝已经大面积、大份额地替代钢铁，如果没有铝产量快速增长，钢铁的使用量会比现在更多，价格还会涨得更高。从铝和钢铁共同快速增长的角度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冶金需求是多么大。

　　 中铝正是看到了中国钢铁和铝的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才积极和力拓谈判，争取对力拓较多投资入股。中铝和力拓展开谈判以来，获得了国内很多肯定性评价，但也出现了一些异议，比如认为进入时机不太合适，股价太高等。有的意见认为，中铝花了100多亿美元得到的力拓股份太少了，如果换一个时间，等钢铁需求热度下降以后再买，或者拿这笔钱去买其它公司的股票可能更划算。中铝大笔出资所获得的股份，和其他国家或中国某些公司投资入股铁矿石企业相比，明显较少，看起来好像吃亏了。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国内强劲的钢铁需求，中铝投资入股国外大型铁矿石企业，可以向国内钢铁厂转卖铁矿石，也可以自己进入钢铁产业。中铝具有这样强烈的意识非常难能可贵。

　　 去年铁矿石涨价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经济过热，钢铁需求过旺，才把铁矿石价格抬高的。所以，有人提出要想在铁矿石谈判中占据主动，就应该压低国内经济热度和钢铁需求。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热度和钢铁需求一定会降低，铁矿石价格也一定会下降，之后再去谈判购买，价格会更合算。从中铝和力拓谈判失败后痛感失望的情况看，认为谈判价格不合算的想法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是对中国钢铁需求量及钢铁工业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

　　 李新创：不能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企业，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很多。首先，国家之间的政治壁垒是影响企业跨国合作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国内有一些反对声音，可以理解，毕竟矿产资源是澳大利亚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但在这次合作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介入进来，影响了最终的结果。收购审批的时间被有意拖延了三个月，等到国际市场略微见好，股价回升，力拓就采取了违约的行为。

　　 其次，在海外并购中，企业也有自己的不足。进行这样大的兼并，需要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企业确实应做好前期宣传，在澳大利亚的社区、工会、企业等地展开多种积极的宣传攻势。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我方当时签退款协议，为什么只签1%的违约金？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就应该把违约金定在20%以上，让对方不能轻易违约。当然，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也对这次合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随着国际危机逐步见底，初级产品市场回暖的趋势抬头，力拓的股价也开始回升，这增加了其违约的机会，是出乎我方意料的。

　　 最后，我国政府也应该思考如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大型跨国并购当中必须通过政府之间的协商和斡旋。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政治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在类似的大型商业并购中，外交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这方面的技术和策略仍需提升。

　　 《21世纪》：中铝收购力拓行为的背后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齐心协力进行的海外经济长征，您认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张燕生：中铝的跨国并购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倘若真想实现上下游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的整合，我们就应当在全球市场最低迷的时候购买铁矿石资源，而不是市场高涨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透彻研究自己所面对的资源型市场和行业的发展情况，然后选择比较合理的时机出手。

　　 另外，我听很多中国的跨国企业谈起跨国并购，一个最重要的体会就是企业家对于非经济因素太不重视了，软实力和长期性的公共关系工作做得都不够。没有长期的铺垫和准备，会产生很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做国外公众、议员和与我们利益有冲突的方方面面的工作，让别人对中国的企业刮目相看，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高度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企业，完全懂得和接受国际规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合作者。这些工作都要做，否则，就算现在并购成功了，你是一个新进入者，很容易煽动当地人的情绪，之后可能面临罢工、企业文化、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冲突，以及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攻击。

　　 1980年代，美国有一种主流思想，就是日本要购买美国，日本购买了美国很多优质的核心资产。当时美国很多主流电影都拍了日本企业购买美国公司以后的故事。身材矮小的日本人和高大的美国人，不苟言笑的管理者与生龙活虎的被管理者，黄种人与白种人，各种文化的冲突逐渐显现出来，当时的美国媒体也有大量的攻击性言论。最后的结果是日本在许多跨国并购案例中输得一塌糊涂。当然也有比较成功的，如丰田，它把有竞争力的资产配置在美国，在当地投资、生产、销售、管理，融入当地的文化。我们也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日本的野村证券和三菱银行的出手是稳、准、狠，看了令人羡慕，但是别忘了人家当初为此支付了多少学费，总结了多少经验教训。

　　 跨国并购战略包含了经济、管理、政治、社会、人权、软实力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战略，需要有很好的法律、财务、技术、社会公共关系的专才和团队，这个团队应当完全国际化，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熟悉各国的法律和文化，能够很好地与当地政府、公众、商界、媒体等打交道。

　　 产能不足？产能过剩？

　　 《21世纪》：从短期来看，推动此轮国内钢铁需求上涨的因素有哪些？钢铁等原材料价格和产量，是否可以作为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先导指标？

　　 李新创：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和消费国。从今年1－4月份全球钢铁生产情况来看，欧洲、日本、美国分别下降44.2%、43.1%、53.1%，只有中国钢产量还在保持增长，而且在3、4月份我国出现了钢材净进口。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救市政策初见成效，在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拉动下，国民经济当中的投资和消费都开始好转。今年以来钢材市场的行情，比我们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的预期要好，今年1－4月份钢材的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6%多，而且这是在2008年较高基数的基础上产生的增长。但是这也同时增加了像力拓这样的原料出口企业的市场信心。没有这个因素，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和中铝合作的机会。

　　 钢材作为工业生产最重要的原材料，它的产业链非常长，影响的行业很多。我国钢材价格止跌企稳并有回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钢铁相关产业的回升或者复苏。当然，钢材市场行情的回升，一定程度上也伴随着去库存化的过程。对于库存的统计非常复杂，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数字，能够把库存清楚的统计出来。但是也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钢材产量和消费量的增长，简单的归结为去库存化。今年以来钢铁市场的回升，主要是靠国内市场，靠投资拉动。投资从根本上拉动了钢材需求，基础设施当中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的建设，房地产和汽车产业，都造成对钢材需求的扩张。

　　 张燕生：今年以来，钢铁产品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其内部价格的涨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用于造船和汽车等行业的板材、特种钢属于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为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新型钢材。但由于今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建筑用钢材、线材的需求量增长比较快；而板材的需求量增长则比较慢。

　　 最近有消息称，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由波罗的海航交所于1985年开始发布的日运价指数）最近回升得非常厉害，但实际上目前全球的船东公司一艘新船的订单都没有，从全球的运力来看是严重供大于求的，但远洋船的运价却反弹了1000多个点。可见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偏离供求关系的需求。但这种情况在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是不可持续的。

　　 从冶金指数来看，1-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就非常之低，是1.0%；4月份的冶金工业增加值是-0.3%，是在下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钢材价格上涨主要还是结构性问题，是一种短期现象。因此我们在钢铁和铁矿石行业调整和振兴过程中，要防止出现新一轮低水平数量扩张，尤其是在全球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大量的囤积是不正确的。

　　 《21世纪》：从长期来看，两拓合并对中国钢铁业的影响如何?中国的钢铁产能与其长期需求是否匹配？

　　 张燕生：从长期来看，全球钢铁和铁矿石的价格是看跌的。虽然目前这个市场还存在某种垄断，但从全球来看，铁矿石其实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在国际上是长期供大于求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中国现在需要学习如何让发展更加可持续，而并不总是用井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需求，用速成的方式实现成长。

　　 我们今天看到日本和韩国是两头下注的：一方面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需求国，另一方面它们在铁矿石生产企业中也有很多股份，无论铁矿石价格涨落，其上下波动是相互抵消和对冲的。但实现这种两头下注的资产组合是需要时间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的钢铁行业难道就只有目前这铁矿石资源提供商的三巨头吗，就没有别的资源提供商和供应渠道了吗？像苏丹，原来是不产油的，现在通过与中国合作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产油国。所以，我相信如果钢铁和铁矿石的长期需求增长比较平稳，供求比较均衡，铁矿石的长期价格会是比较低迷的；而且作为最大的市场需求方，我们还是有相当的谈判能力和跨国并购商机的。

　　 袁钢明：我认为未来很长时期中国的钢铁需求量将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近些年中国的钢铁生产增长速度很快，但产能并不过剩。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钢铁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2%，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上世纪90年代一段时期对钢铁工业采取限产措施，钢铁生产增长速度变为负数，很多年里钢铁生产增速大幅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造成钢铁供给短缺。2001年以后，经济增长的正常需求拉动钢铁增长速度上升，钢铁总产量大幅度增加。2005年以后，钢铁总产量接近和超过4亿吨以后，在无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开始自动减慢、下降。到目前为止，中国钢铁产量的增长速度很正常。钢铁企业自己就能够从钢铁市场的供求变化中非常灵敏地观察到钢铁生产是否饱和，是否过剩，做出合理调整。

　　 中国钢铁年产量到底多少合适？去年9月，我和中钢协专家交流时，谈到中国钢铁产量达到7亿吨也可能还在合适的范围内，有的民营钢铁厂老板甚至认为中国钢铁市场容量高达10亿吨。现在中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已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很低，比日本低一半还多。现在日本的人口是1.3亿，钢铁产量接近1.3亿吨，相当于一人一吨钢。如果按日本的标准计算，中国应该有13亿吨钢。美、日、欧发达国家的钢铁大量生产已经持续了很长时期，累计生产的钢铁存量很多，国内市场早已经饱和了，但它们现在每年的钢铁需求量仍然很多。中国钢铁生产快速增长的时间不长，钢铁产量存量和人均产量都不多，因此，目前的钢铁产量还在正常范围内。而且，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钢铁产量可能都会保持在不低于现在的水平上。

　　 国际垄断与中国定价权

　　 《21世纪》：过去6年间，铁矿石价格累计上涨500%。中国已成为最大的铁矿石买家，但在铁矿石的定价权上似乎并没有掌握主动，您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能从哪些方面有效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

　　 李新创：目前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是经过很长的历史形成的，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目前国际上铁矿石的生产垄断不断加剧，三大矿石供应商占到了全球贸易的70%左右。中国对于定价权的谈判，仍是散兵作战，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不一样，贸易商的利益也不一样，各自和供应商进行谈判。我们没有形成合力，怎么能在短时间改变这样的格局呢？同时，三大矿石供应商，也面对着全球众多的贸易国，国家之间的利益也不相同，作为买家也有利益的冲突，可以看到日本企业和力拓进行谈判，他们接受了更高的价格，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不利的。

　　 目前铁矿石的不合理定价问题，主要是由于垄断造成的。在2008年，全球铁矿石已经供大于求了，但是垄断造成的涨价，使得我们钢铁行业一年即损失1400多亿。因此，打破垄断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国钢铁企业要加快走出去的步法，采取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建立我国的海外资源基地。现在力拓拒绝了中铝，我们就可以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冷一冷”，为什么不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合作呢？我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我国在外交、市场、资金三方面的实力，与企业形成统一合力，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正视长期需求，合理利用内外资源

　　 《21世纪》：我国作为人均矿产资源水平较低的国家，对进口资源有较高的依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合理有效地布局，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袁钢明：中国将长期依赖国外的铁矿石，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进行资源开发，我认为把这个认识公开化讨论也未尝不可。国外铁矿石生产企业总有销售困难、求诸需方的时候，总有受到需求制约而向需求方让步的时候。中国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他们不可能不依赖中国。中国钢铁企业和国外铁矿石生产企业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铝投资力拓失败，清楚地表现出中国铁矿石需求受制于国外铁矿石厂商的困难局面，也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中国投资并购海外铁矿石生产企业的重要意义。外国铁矿石企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回想一下，我们国内自己没有看清这一点。很多人以为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旺盛需求只是一种泡沫式的短暂繁荣，只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钢铁过热才造成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强烈依赖，才被迫高价购买他们的铁矿石，才难以合理有利地投资入股国外铁矿石企业。有的人以为中国不必要生产那么多钢铁，用不着花那么大代价去国外投资入股铁矿石企业。这是自己没有搞清楚中国钢铁产业的处境，没有看到投资入股国外铁矿石企业的价值所在。

　　 我认为将来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机会，有过一次教训，就要珍视下一次机会。现在可以做的是分兵出击，化集中为分散，各个钢铁厂自主谈判，能谈成就谈成。一定要清楚地记住中国钢铁长期大量的需求是不可能改变的。

　　 张燕生：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过大，对外金融资产结构很不合理，有5%是直接投资，67%是外汇储备投资，同时国内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都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更新发展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对外金融资产。

　　 以铝业为例，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铝土矿资源运回国内，在国内生产铝产品，然后供应国内和国际市场，带来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另一种是在资源所在地投资建厂，如在铝土矿资源所在地开采铝土矿，然后在那个地方生产，供应全球和国内市场。股权是中国的，市场和生产体系却是全球的。我们可以从中东运油，从中国运机器，然后任用当地的管理者。这样就形成一种格局：出口到澳大利亚的都是零部件和机器，运回来的都是铝材。节约了能源、资源和运输，也保护了环境，经济效益非常好。获益以后再回来投资一些企业，所创造的总就业岗位比自己建整个铝业还要多，因为铝厂是重化工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程度高，并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这样就形成一种布局：中国、澳洲、拉美分别有一个铝基地，这三个铝基地可以平衡美元、澳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货币和资产关系，形成三种货币资产之间的风险对冲机制，利用它们的增长周期和价格调整不同步，培养全球性的生产、销售和资产组合体系。以经济和产业的国际化，带动人才、资本和现代服务体系的国际化。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学习如何与外部世界搞好关系，不要给人留下仅仅为了掠夺资源的新殖民主义印象。我相信在全世界有铁矿石资源的地方多得是，如何实现互利共盈呢？比如在当地建学校、医院、码头、公路，在生产过程中注意保护环境和当地的文化，这样，当地的百姓才会欢迎你。这是很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最后，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应当遵守长期形成的国际规则体系，不能不按照规则出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学习和培养自己，寻找到自己和对方利益合作的契合点，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通过合作的方式加以改变。

　　 李新创：中国钢铁企业分化很严重，有世界一流的企业，也有世界最落后的企业，不能进行简单叠加。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在科技进步和节能环保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大批优秀钢铁企业的能耗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然，钢铁行业确实是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产业，节能减排仍是钢铁行业发展的面临的艰巨任务，特别要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上。

　　 中国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各行业都面临资源和原材料的供给瓶颈，不仅钢铁行业要大量进口，有色金属、石油等都是如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依靠其他国家而独自发展，特别是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要依靠海外丰富的资源来谋求发展。在国际贸易当中，要反对政治化，追求和平共赢的合作。我国未来的城市化、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钢铁行业还需要继续发展，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是长期的一种基本国策，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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