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商 灏

　　 经济学家们近来说，经济转型才是真正的复苏，只有恢复了经济的平衡，持续的复苏才有可能，才有希望。

　　 然而经济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鼓吹经济转型，为什么经济转型到现在也未成功呢？是什么原因耽误了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究竟应如何实现？恢复经济平衡的砝码在哪里？

　　 最新的宏观经济指标已经表明实体经济继续处于紧缩状态，也证明了实体经济紧缩虚拟经济过热的现象，而投资急剧增长使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更加严重。

　　 各方意见一再强调，不能依靠投资驱动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要更多地依靠消费，但现在仍是靠投资驱动，靠政府大把花钱，靠银行大放贷款推动投资，消费仍被放在次要的地位上，这个结构性问题如何在现行的政策下扭转过来？美国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海外市场已经靠不住了，大家也一再说不能过分依赖海外市场，但现行政策，比如出口退税，仍是鼓励企业依赖海外市场。然而短期行为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现在究竟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变革，释放市场的民间的需求，带动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增长。我们需要的是突破瓶颈的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不久前公布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其中许多重要内容，让我们看到了突破经济瓶颈的希望。

　　 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决心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是非常受欢迎的重要举措。毫无疑问，过多的、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阻碍生产力发展步伐，导致寻租空间形成。而强化改革政府职能，必将有助于充分激发市场投资活力、减少官员腐败机会。

　　 政府还表示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并提出了不少具体要求。在这个改革一向十分艰难的领域，利益集团已成改革的阻力。如果没有超越这种阻力的勇气，开放民间投资渠道仍将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此外，针对一些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行业，例如大量的资本滞留于房地产业，物业税等相关的抑制性税收政策被明确提出，这将有利于抑制投机炒作资金，迫使资金回流到实体经济运行之中。

　　 政府还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这对于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节能环保的长效机制，使国家经济“保增长”的质量得以有效提高，将是个功劳巨大的举措。

　　 政府同时也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而其核心要义，想必就是全面放开社会资本运营中小信贷，以帮助和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

　　 十分令人关注的是，在民生领域，收入问题被排在首位，政府已提出今年要出台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要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中的收入结构性问题被明确提出，这意味着调控部门已经充分意识到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问题的存在。这将有助于改变近些年来国民财富更多地积累于财政与企业之中，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状况严重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

　　 这些都表明，制约国家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的突破受到重视：突破公众收入不足以启动内需消费；突破行业准入限制以开放市场、开放民间经济增长空间；突破一些畸形过热行业的异常梗塞将防止经济增长结构继续失衡。

　　 我们当然还需要看到相关改革政策措施的明确的实施日程安排，而不只是空洞的内容或语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弊端的消除，将有赖于这些政策的应对措施能否真正得以推出并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如果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不能走出萧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外需就无法恢复。虽然美国经济是否复苏现在尚难判定，但各方普遍认为其见底势头已现。如果美国经济在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摆脱了负增长，回到零以上，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外部条件便已具备。

　　 与发达经济体的“去杠杆化”相反，中国经济所必需的调整毫无疑问依然是去除包括产能在内的过剩库存。若不减少投资，就不能增加用于消费的资源；若不降低库存水平和消化过剩产能，就不会有新的投资高峰。因而调整的当务之急依然毫无疑问是纠正结构的失衡，而不是盲目地拉动内需，更不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弥补外部需求的不足。

　　 一切危机始于失衡，而复苏之道均在于恢复平衡。发达经济体正大幅调整，中国经济的失衡不应因刺激投资而更加严重。

　　 如果政策制定者们不是仍执意增加流动性，不是继续刺激经济，而是加快进行增长模式的突破式的变革，我们就会有望看到国家经济走向一个稳定增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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