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

　　 如果2000年的“悬空票”（即打票机在票上打洞，但洞中纸片未脱落的选票，这是在钉孔投票制度下常见的问题。2000年美国大选时，佛罗里达州因为出现“悬空票”而重新点票。由于重新计数后丢了几张充满争议的选票，戈尔最终以极微弱的差距败选——译者注）和联邦最高法院没有阻止阿尔·戈尔进入白宫，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后的八年肯定会有许多事与现在不同。

　　 但有一件事可能是相同的：在一个巨大的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金融危机发生了，而且如果这个坏消息降临时执政的是民主党，那么他们也会受到指责，尽管共和党在位无疑会让事情糟糕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下你明白英国目前政局的实质了吧。

　　 过去3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与政策并驾齐驱。我们美国有里根；他们英国有撒切尔。我们的1982年《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取消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银行监管；他们的1986年“金融大变革”放松了对伦敦的金融管制。两国的家庭负债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金融系统也都每况愈下。

　　 在上世纪90年代，两个国家中积极推动放松管制的保守党派失势。但是，这两个国家新的领导者都和各自的前任一样迷恋金融“创新”。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和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在任职期间宣扬着同样的教义。

　　 但是，在本世纪初，借助于保守主义运动，共和党重新赢回了大权，原因在于它们比英国保守党组织得更为有序且行动坚决。而在英国，却是工党在泡沫时期继续执政，布朗最终当起了首相。于是，事情有了些变化，即布什在美国遭遇危机，布朗在英国遭遇危机。

　　 布朗先生和他的政党真的应该为这次危机受到指责？也是，也不是。

　　 布朗先生彻底贯彻了让市场做主、监管越少越好的信条。2005年，他呼吁“相信负责任的企业、勤奋的员工和知识丰富的消费者”，并坚称监管应该是“低限度的干涉和有限度的干涉”。

　　 毫无疑问，对放松监管的热忱追捧注定让英国栽跟头。参考一下加拿大这个反例。这一多数人口讲英语的国家与美英两国的文化高度地一致，却从未秉承里根—撒切尔式的金融松绑政策。

　　 但关键在于，布朗先生和他的政党也许理应受罚，却并不代表他们的对手该得到褒奖。

　　 毕竟，若换作保守党执政，他们在过去十年受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会不会较少？他们是否更愿意严格监管难以控制的金融系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布朗先生以一连串积极的行动弥补其过去的被动来应对这场危机是明智的，其反对者的做法则不然。

　　 布朗政府为稳定陷入困境的银行采取了大胆的措施。这虽然让纳税人面临着巨额账单的潜在风险，却也稳定了金融形势。布朗先生对英格兰银行进行援助，一如美联储为释放信贷采取了非常规措施。他还表示宁愿在此刻背负庞大的预算赤字，即使在将来大幅提高税收。

　　 所有这些似乎都起到了效果。先行指标已出现（轻微的）好转，这表示随着英镑贬值竞争力有所提高的英国，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从经济衰退中复苏。

　　这时，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隆，除了举起警示财政压力的红牌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勒紧裤带之外，别无他法。

　　 现在，尽管许多评论对英国的财政前景发出了警告，一家评级机构也提醒该国的AAA级地位有可能不保（这一点没有得到其他评级机构的认同），但市场似乎并没有因此过度担忧：英国长期国债利率只略比德国的高出一点，这不是一个注定走向破产的国家所能办到的。

　　 然而，如果在今天举行一次选举，布朗先生和他的政党依然会输得很惨。他们是坏事降临时身居庙堂的人，责任当然就是唐宁街10号的了。

　　 这是个发人深省的设想：如果我是奥巴马政府经济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的头号成员同英国政府中担任这些要职的人一样，对现代金融的奇妙充满热情），我会望向大西洋彼岸嘀咕一句：“要不是布什不光彩地赢了戈尔，我们现在就得像英国那些人一样了。”

　　兰晓萌/编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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