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良《度行天下》序■李建军

　　近读顾随先生谈陆机《文赋》的讲稿，看到一段关于“爱”和“爱好”的话，很是喜欢。因为这些话与徐国良先生和他的作品有些关系，所以，不妨先把它抄录下来：“一个人活着必有所爱好始不致上吊、跳井、自杀。假如在世上一旦失掉爱好，就失掉生活的勇气和兴趣了。……对生命的留恋生于爱好，故爱好对人生增加不少的勇气和兴趣，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不少幸福。一个没有爱好的人是人世间最没福的人。但我们既有爱好必有所求。若求而不得岂非痛苦？但余以为‘爱——求——不得’之苦，比那‘无爱——无求——无失’之苦还小。前者较后者幸福，后者痛苦更大。一个人能做到无爱无求无失，叫他圣人、仙人、佛，但总之不是人。而今天所要讲是怎样做一个人。人宁可爱而不得也要有所爱有所求，绝不可无爱无求。这样有所爱，不但增加人勇气，而且是福气。人有所爱有所求时是最向上向前的。”

　　顾随先生论文学，见解独到，妙论迭出，往往能发人所不能发，言人所不能言，功夫实在是很深的。他谈文学，很内行，但却不是一个“纯文学”论者，而是将文学与人生视为一体，故能在谈文学的时候，品尝出人生的真滋味，揭示出人生的真面目。例如，关于“爱”和“爱好”的这段话，就是直指人心的见道之论，读来犹如在寒冷的暗夜向火，让人既感到了温暖，又看到了光明。

　　那么，顾随先生所阐发的关于“爱”和“爱好”的道理，与徐国良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徐国良先生不仅是一个有“爱好”的人，是顾随先生“爱好”理论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而且，还是一个“为人生”的作家，他取法乎上，高尚其事，把写作当作有益于他人、服务于社会的事业。

　　徐国良先生，湖南沅江人，戍边海南，垂三十七年。少小时候，爱好文学，喜欢读书，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作家，无奈造化弄人，阴差阳错，握在手中的，不是笔杆子，而是枪杆子。虽说“革命”离不开这“二杆子”，但此“杆子”毕竟不是彼“杆子”。所以，他手握枪杆子，心怀笔杆子，对于文学的爱好，却从来不曾放弃，公余闲来，便发愤读书，勤奋写作，收获颇多。

　　徐国良是一个关注世道人心的作家。他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价值混乱和行为失范的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做人应该有德性，于是，便写了一本《德行天下》；做人应该有诚信，于是，又写了一部《诚行天下》。他的这些书，着眼于时代的道德危机和伦理问题，通过循循善诱的说理，阐明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诚信原则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

　　无疑，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人，最难的事情也是做人。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做起事情来，认真努力，苦心焦虑，很是成功，但做起人来，却恣肆妄为，无法无天，失败得一塌糊涂。虽然在形势紧迫的时候，需要“唯才是举”，需要有能力、会做事的人，但是，从长远看，更需要有德性的人，当然，既有德行又会做事，最好。能力可以于短时间内学会和掌握，但德性的修养和提高，却是一件需要毕生修炼的极其艰难的事情。常见的情形是，一个人有获得事业成功的能力，却没有创造幸福的德性；他凭着“才能”千辛万苦谋得的成功，却因为“德性”的败坏而毁于一旦。

　　做人必须有度，应该适可而止，不要过甚其辞，更不要过为已甚。然而，过度与不及，却是人类行为中最常见的问题。所以，适中和适度、节制和克制，就是古今中外的哲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德性”。他把克制与适度当作德性的本质。所以，他说：“不及与过度都同样会毁灭德性。这就像体力与健康的情形一样。锻炼得过度或过少都会损害体力。同样，饮食过多或过少也会损害健康，适量的饮食才造成、增进和保持健康。节制、勇敢和其他德性也是同样。一切都躲避、都害怕，对一切都不敢坚持，就会成为一个懦夫；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去硬碰，就会成为一个莽汉。同样，对所有快乐都沉溺，什么都不节制，就会成为一个放纵的人；像乡巴佬那样对一切快乐都回避，就会成为一个冷漠的人。所以，节制与勇敢都是为过度与不及所破坏，而为适度所保存。”

　　同那些计深虑远的哲学家一样，徐国良看世界、分析问题的时候，力求秉持一种客观、辨证的态度，特别强调做人做事的克制力和分寸感。他的《度行天下》的主要内容，就是探讨与节制和适度有关的道理。徐国良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凡事一定要有度，有度则诸事顺遂，无度则一事难成；一个人如果缺乏克制力，缺乏分寸感，疾而不能徐，热而不能温，躁而不能静，那么，结果必然是欲修其身则身不祥，欲齐其家则家不幸，欲治其国则国遭殃，欲平天下则天下一团糟。

　　同那些空洞玄远而不切实际的高论相比，徐国良此书的一大特点，就是有针对性和现实感，或者说，他的写作是“有为之作”，是“忧患之作”，而不是“无聊之作”，更不是“游戏之作”。他看到了现在人们心理和行为上存在的问题，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探询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策略。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虽然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诸如“食度”、“酒度”、“洁度”、“逗度”和“瘾度”等），但却指向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指向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的改善。有些信息和观点，具体而微，对于读者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用的金针良药，例如《食度》里关于食物结构和烹调方式的观点，就很有科学性和指导意义。

　　《度行天下》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论列的事例和观点，能够近取诸身，根据自己的感受或自己的熟人的经验来讲道理。他在此书最后总结中说自己人生“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善于把握度”，所以，这部书“权当是我献给大家的一份心灵检讨吧。通过检讨我及许多人生命中失度的教训，唤起人们对度的认识和认同，也算是我对自己心灵的一点慰藉，对社会的一点贡献”。态度诚恳得令人感动。推己及人，由此及彼，他常常将观察的目光和反思的焦点，延伸到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身上。例如，在谈到“牛度”的时候，他就以自己的同学陈春芳做例子，又引了自己的朋友作家杜光辉的观点——“女性过度的整容和修饰，是种不自信的表现”。 在谈到《闲度》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不是不会休息，而是闲得要命，休息得过度”，而这种无所事事的闲散，不仅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心理疾病和人格病变，所以，建议人们“要学会克制闲度，找点事做”，并以自己勤奋读书和写作为例，说明了有所为的生活的充实和快乐。在《福度》一节里，他又从儿子的缺乏“幸福感”说起，揭示了幸福的真谛：富有并不一定幸福，贫穷不一定不幸；只有心境平静，而且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并知道顾及他人的人，才有可能是幸福的。

　　视野开阔、知识丰富、信息量大，也是《度行天下》的一个特点。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徐国良先生很爱读书，不仅读得多，而且读得很用心，很注意知识的积累。这样，他的文章就因为征引弘富而拓宽了读者的知识面。例如，他谈《福度》时引用了马斯洛的《幸福心理学》中的话：“从享乐主义来定义幸福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幸福一定包含着困难和挫折。”马斯洛一针见血，一语破的，令人击节，发人深省。

　　徐国良先生的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朴实而亲切的文体风格、幽默而风趣的讲述方式。例如，在《敌度》里，他由“文革”的“到处都是敌人”，说到“化敌为友”，说到“对手是成就我们事业的另一只手”：“比如说情敌吧，没有他，你不会懂得珍惜爱情，还有可能把爱情当游戏。有情敌在，使你的婚姻有了危机感，逼你扎紧篱笆，提高素质……”他又用“感冒”作譬：“人们大都把感冒当作身体的敌人，谁都不想自己感冒发炎，然而有研究资料证明：不患感冒的人，得癌症的概率是经常患感冒者的6倍。感冒时发烧打喷嚏，虽然令人身体不舒服，却能杀死不少癌细胞。一个人每年感冒一两次不是坏事，所以人们要容忍甚至感谢‘感冒’这个敌人。”读来令人不禁莞尔。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人？应该理性、克制、“有度”地做人，只有这样，才能不仅能让自己活得充实、幸福，而且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这就是我从《度行天下》中找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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