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史札记（4）■张剑荆西班牙的兴起和衰落是近代世界第一件最重要的战略史事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都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狠角色”，处于无人能敌的霸主地位，其他国家只能以恐惧的心情注视着它，任何试图向其挑战的行为都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它的恐惧，《利维坦》的作者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有着经典的描述，他说，他的母亲同时生下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他本人，一个是恐惧，因此他与恐惧是孪生兄弟。

　　霍布斯生于1588年。这个时候距离1492年西班牙将穆斯林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及哥伦布发现美洲已将近一个世纪。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完成了空前的伟业。到1588年的时候，西班牙的国力已臻顶峰，仅就武装部队的数量来说，16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西班牙的兵员总数比当时所有欧洲强国部队的总和还要多，16世纪90年代，西班牙有兵力20万人，而法国只有8万人，英国只有3万人，瑞典只有1．5万人，荷兰只有2万人。西班牙军队是当时欧洲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由无敌舰队统治着的领地跨越了24个时区，是真正的日不落帝国。但是，就在霍布斯出生的这一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由此开始，西班牙进入了日落阶段。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研究西班牙的失败一直是政治思想家们的日常功课，尤其是在英国，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就这个主题写过文章，比较知名的有培根和亚当·斯密，其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看作是批判西班牙发展战略的专著。对西班牙的恐惧如此深入地融进了英国人的内心，以至于他们想尽办法避免走西班牙的道路。

　　西班牙为什么盛极而衰？在现代学者中，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最为流行。他认为，导致西班牙走向衰落的原因是这个国家的过度扩张，它“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的斗争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斗争——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46页）

　　肯尼迪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西班牙称霸的那个世纪，是人类文明及国际体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当时有两个最为根本的运动，一个是宗教改革运动（起始于1517年，以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为标志），一个是世俗主权国家的兴起（马基雅维里是其行为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者，其《君主论》写作于1513年）。西班牙是这两种新兴运动的敌人：它捍卫正统的天主教教义，反对新教改革；它维护教会的权力，反对世俗民族国家的权力。那个世纪也被称作是宗教战争的世纪，而所有这些战争都与西班牙有关。西班牙动员起来全部的力量和资源同上述两种新兴的社会运动对抗，捍卫旧的秩序。其失败的历史，也正是新秩序形成的历史，这彰显了西班牙国运的悲剧色彩。到头来，这个国家一无所获，全盘皆输，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争，不仅输掉了辛苦挣来的一切，而且连维护自己的独立都变得十分困难。它在十六世纪的存在简直就是历史开的玩笑。

　　从事后看，西班牙是逆潮流而动，注定是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斗。但是在当时的历史下，没有人预言即将来临的世纪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争端转变为宗教宽容，科学战胜宗教，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等等。如果菲利普二世知道等待西班牙的将是那样的结局，如果他知道上帝并不是西班牙人，上帝也会死亡，上帝并不总是眷顾自己，那么他一定改变自己的战略和行为。

　　西班牙的处境实际上也是所有历史主体（国家、主导性集团、战略家）的处境。虽然当代战略制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觉，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多的人才，但是在基本方面，没有大的不同，战略家也不过是视力较好的盲人而已，都是在不可知的情况下制定自己的战略和政策，这里的“不可知”，指的是对于战略和政策累积起来的总的后果，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当下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件，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或许会演变成决定性的转折点。

　　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给出的教训还有什么意义吗？既然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时运的缠绕下走向未知，都是在形势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向扩张自己的利益，那么，告诫战略家们说要防止过度扩张，不是一个无用的教条吗？这种宿命论十足的看法在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那里有着表达，他将大国都免不了的这种命运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但是正如说“人都是要死的”，并不意味着放弃生命一样，说所有国家都受悲剧逻辑的支配，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应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逻辑”。

　　在接下来的几篇札记中，我们将对西班牙的大战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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