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而亮

　　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当天，笔者赴宝岛台湾访问。临行前被告知，台湾刚实行严格的公共场所禁烟令，在非直接看到蓝天的地方抽烟，将被处以1万新台币的处罚。到了台湾第二天，立即看到全岛烟品提价的消息：从6月1日起，将烟品健康福利捐数额提高了一倍，估计每包烟价涨为新台币55元至70元之间。此消息让我感到很是好奇。

　　烟草在台湾非专卖品，凭什么由政府宣布在一夜间全部涨价，令人着实纳闷。涨价的原因是为了提高烟品健康福利捐，对于这个陌生的词语更是感到奇怪。了解详情后得知，台湾对烟品消费有硬性规定：每消费一盒烟，政府都要抽取一定比例的烟品健康福利捐，用来补助低收入阶层和弱势民众缴纳健康保险费。这次烟捐的统一提价后，一年的烟捐由原来每年新台币200亿元增至360亿元。政府将依照《烟害防治法》和《烟品健康捐运用及分配法》，提高对弱势群体健康保险的补助范围。按照烟捐涨价的幅度，将让享受补助的大众增加47万人。

　　知此详情，不禁拍案叫好。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消费国家，每年生产和消耗世界1/3的香烟。全国有烟民3.5亿人，占总人口的1/4。如果加上被动吸烟，受害者将增加一倍。据统计，每年有120万人死于与抽烟有关的疾病。可以说，烟草是损害我们国家大众健康的罪魁祸首。可在另一方面，烟草又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每年烟草工业产值占国家总收入的10％。这就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为了控制烟草对健康的影响，国家采取的最基本对策，就是提高烟草税的征收；而高额的烟草税，又大大刺激了地方发展烟草产业的积极性。一些烟草大省，其收入撑起财政大半边天。在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今年，很多地方又在刺激烟草生产消费上打起了主意。某经济欠发达县，竟然下发红头文件，给全县各单位下达本地卷烟消费指标，就是烟草财政焦急驱动的鲜明例证。

　　烟草给财政的强力支持，毫无疑问成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是，烟草的大量消费给民众带来的健康影响由谁来进行补偿，似乎是大家都没有想过的问题。瘾君子或自费或公费消费香烟，抽坏了身体是咎由自取；被动吸烟者尽管有怨气，但也没指望从直接抽烟者身上讨个公道；对于许多看不起病、更谈不上保健的弱势群体来讲，绝对不会想到别人的抽烟与自己有什么相关。至于救助贫困弱势群体，那是慈善机构的事情。许多烟草企业也是慈善大户，但都与烟草消费毫无关联。按此状况，中国的烟草第一大国的“桂冠”，只能在健康与财政收入的此消彼涨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扬。

　　台湾的做法是:你可以消费香烟，但必须对他人的健康负责并做出补偿，尤其是没有能力缴纳健康保险的弱势群体。任何商品的涨价都会引发消费者的愤怒，但以增加烟捐的名义给香烟涨价，则是令绝大部分消费者从情理上能接受的事情。抽烟者，你可以因为涨价少抽烟或戒烟换来自己的健康，也可以用消费香烟来表达自己对大众健康事业的支持；不抽烟的民众，能通过吸烟者的慈善义举减少对烟民的反感；政府更可以通过理直气壮的涨价行为，增加了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助的开支，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公正。这样一举多得的好事，比起任何的“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要深入人心得多。我们国家过去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中，让广大农村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工业反哺农业”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我们稳坐世界第一烟草大国位置时，让烟草消费来反哺大众的健康，难道没有可能吗？

　　笔者是个烟民，要一下子戒烟不容易。当我从台湾购买了几条香烟，想到为此给祖国宝岛弱势群体的健康保险做出了微薄的贡献，心里感到无限的舒坦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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