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秋风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奇怪的想法：香港地区、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很先进的。但这些学者根本不愿面对一个事实：香港和新加坡不是只有强行政，那儿还有一个强司法，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与前提，若没有强司法，强行政（强势政府）早就丧失正当性了。

　　 香港地区、新加坡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而所有英国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无一例外地保留了英国人治理一大特色：普通法司法体系。这一司法体系之所以被全面保留下来，乃是因为，殖民者从英国带来的主要是法院与司法程序，规制人们生活的法律规则却是在当地发展出来的。因而，普通法已经深深嵌入当地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当地社会治理的一根支柱。

　　 这样的普通法司法体系还发展了健全的法治理念。根据这种理念，政府官员与平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也须遵守约束普通民众的一般法律，并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公务行为承担刑事与民事责任。因而，整个政府、包括行政部门，是在司法监督之下的。正是在这一司法治理的基础上，强势的行政部门才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普通法不仅仅是一套司法技术，更凝聚了一种社会治理智慧。普通法与另一法律传统——大陆民法——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规则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颁布的，而是由法院在案件中、从当事人的行为中发现、确认或引申出来的，换言之，法律是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这就意味着，共同体治理的基础是社会的自我治理，政府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

　　 因此，在普通法国家中，政府各部门的权力的范围、力度，都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已有司法调节，因而，行政部门放手让社会、让市场发育，企业、各种民间组织高度发达，在社会各个领域自治。香港与新加坡社会都有这样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香港地区的强行政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它的背后，却存在着强司法支持的深厚的社会自治网络，它们才构成香港地区、新加坡社会治理成功的正道。

　　 如果将这种强势行政放在一个没有强势司法支持的状态中，就会形成政府权力没有任何边界。它是整个社会唯一的治理中心，因为，法院是按行政化进行管理的，法院不过是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至于社会自治也完全被行政权力抑制而无从健全发育。

　　 在这种情况下，建设所谓“强势政府”，就等于要把政府中的行政部门建设成为一个超级机构。没有社会自治的约束，这样的强势政府势必全面控制社会，也全面控制市场。其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是，某些行业由政府直接控制，私人企业活跃的部门则盛行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政府为自己创造了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的寻租机会。

　　 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司法约束的强势政府，也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有时甚至连这个名义都不要，随意侵害民众的权益。而受到行政机关侵害的民众即便起诉到法院，本已高度地方化的法院面对本级政府，也很难公平裁决，从而不能为民众提供有效救济。没有强司法的制约，强势政府必然是不受限制地对民众滥用权力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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