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ler Cowen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其实，最“穷”的人不是社会上那些收入低的人，而是那些人力资本禀赋较低的人。无疑，这包括老年人，因为，即使他们在年轻时曾经是有天赋的，但是相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将会更早的离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位23岁的移民，他（她）是收入较低的中产阶级，但是他（她）却比沃伦·巴菲特有着更高的人力资本禀赋。

　　 通过美国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政府可以对这些老年人进行一定的补贴。考虑到这个保障体系的初衷和内涵（平等），这个医保体系对那些老年人的补贴尤其大，也就是那些最“穷”的人。

　　 西欧福利国家的政策或许是更有效的，因为这些国家做了很多努力去发展常规的针对年轻人的医疗保障，它们的社保体系比较完备。这或许会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但是，无论是西欧还是美国，它们的这些医疗保障体系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有些评论常认为其不够彰显平等主义。其实，很多人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比如美国的情况，这些批评人士相信平等主义，他们希望对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保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也常常想谴责美国的不平等。并且，他们希望政策能够帮助提升和改善社会中一些不太成功人士的身份与生活状况，而这些人则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太成功的人士。如果当你将以上这些目标和愿望都集于一身的话，那么你就会对我的评论和观点感到刺耳和不悦。

　　 或许，很多人对“较好的生活状况”以及“富裕”两个词感到很困惑。一些银行账户里存有不少钱的男性白人老人，他们已经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旁观者可能不会认为他们是“穷”的，但其实，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不菲数额存款的事实，已经遮掩了他们只有较低的人力资本禀赋的事实。

　　 我经常对一些人以社会发展的名义来探讨和主张平等主义感到吃惊，他们甚至认为平等主义的实现是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发展的里程碑。这些人的讨论并没有考虑到一个人的实际的、未来的人力资本禀赋。要知道，纯粹的平等主义政策其实是低效的，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

　　 假如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一个23岁的生活在纽约的移民。你会与巴菲特交换人生吗？我的答案是——这个交换是不值得的。

　　 摘自Tyler Cowen的博客，编译 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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