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娅

　　从1993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届爵士音乐节，到今年6月14日将在北京“星光现场”开幕的“德中同行——歌德音乐夏夜”，霍吾道始终在关注和探寻独立音乐与独立音乐人

　　Udo Hoffman的名字译作乌德·霍夫曼或许更对路，但这位来自德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德语出身的爱乐人把自己的名字写作“霍吾道”，带着一点东方的禅意，像很多对中国社会有感情的外国人那样，他在自己的中文名上下足了工夫。

　　从1993年在北京创办第一届爵士音乐节，到今年6月14日将在北京“星光现场”开幕的“德中同行——歌德音乐夏夜”，已经难以计数霍吾道参与过的大大小小的跟中国有关的音乐活动到底有多少，就像难以计数这些年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生灭灭的流行音乐乐队的数量与从业者的名和姓，流沙之河将人没顶，露出尖来的只剩些依稀可辨的线索：1993年，霍吾道在北京创办第一届爵士音乐节，转眼办过8届，此后，又创办“喜力节拍”、“竖起耳朵”，直至2007年起，出任歌德学院（中国）和庆繁祥文化主办的“德中同行”的流行音乐节的艺术总监。

　　生活永远务实，音乐总是务虚

　　16年间，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霍吾道广泛地与乐评人接触，希望得到最前沿的乐队的信息，然而，市场对严肃乐评的侵蚀力和收编力，每每令他晕眩。霍吾道说：“生活永远是务实的，而音乐又总是务虚，在成熟的产业格局形成之前，如何让这些搞创作的人有口饭吃？”

　　这像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从来如此，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严肃的流行音乐行业，总是如此。“大众所需的只可能是一种音乐——快餐式的，空洞的感情，粗糙的制作，在主流市场里通行的音乐永远是情绪的催眠剂，各个国家都一样。”霍吾道对主流流行音乐的态度是批判的，但只有批判远远不够，因而又必须是行动的。

　　与英国、美国视流行音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不同，在德国，流行音乐仍不能算是成熟的产业，德国流行音乐人的幸与不幸皆来自于此。所幸之处在于，在商业之外，音乐的实验态度被保留下来，不幸的则永远是艺术家个体生存问题。霍吾道说，一些独立音乐人选择去婚礼或为新生儿庆生的家庭宴席——一种类似中国“堂会”的场合演出，赚取生活所需。更多的独立音乐人则从事教育、服务生、职员等职业供养昂贵的音乐志趣。

　　感性的观众，深思的音乐

　　通过对中国近20年的流行乐发展现实的观察，霍吾道感叹道：“独立音乐人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更窄，局限一方面来自不成熟的版权保护制度，另一方面来自音乐载体的急速更新换代。”15年短促的流行音乐史，让中国流行音乐的消费群来不及建立从黑胶唱片、CD的听觉传统，而一步跳到互联网时代，“轻移一个小鼠标，音乐家缜密的音乐布局、一支曲子与一支曲子之间的连接的动机，就被消解了。”

　　霍吾道认为：流行音乐产业的急速变化与制度建立、传统生成的不对称，是制约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流行音乐的忽然爆发，仿佛耗尽了中国流行音乐人的才华，此后一段时间漫长的整体性失语，投射出那一代流行音乐人自身的准备并不充分。

　　但现实与前景未必全然悲观，在霍吾道看来，这个稍显漫长的失语期或者说调整期，在中国乐迷们耽于对90年代初中国摇滚音乐黄金时代的怀念时，一些有独立态度的音乐人变换了步调和姿态，以潜行的方式绕过狂热的摇滚乐迷的背后，把独立音乐引向深入。颜峻、窦唯这几年的尝试很能说明问题，“我感觉，颜峻的尝试特别有意义，他试图破坏各种规则，或许是为了重新建立，但不能确定。”霍吾道说。

　　“音乐大概是我的宗教，我的空间，音乐给了我无法言说的安慰、体验，让我有了新的语言。”霍吾道说，而音乐现场的即时性、开放性是霍吾道对组织各式音乐活动“上瘾”的地方，他迷恋成千上万人在一个广大的露天环境中自由交往、享受音乐的状态。对现场音乐的着迷，可追溯到霍吾道14岁时，那一年他在家乡——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城市，听了第一场户外爵士音乐会，“我记得60岁的老奶奶、百万富翁、拾荒者、年轻学生、警察和家庭主妇共舞的场面，非常奇妙，而现场是一次性的，过去了就再难找回。”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