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杨杨

　　 6月3日，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论坛现场。

　　 “这种论坛以后不要只是我们自家人关起门来说话。”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协会筹备组组长、北京PE协会荣誉会长邵秉仁言辞激烈，“应该多请政府其他部门说了算的、有权的人来参加。”

　　 这句话的背后，是《股权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PE管理办法)的出台进度“令人绝望”。

　　 “对于中国PE业界而言，取得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统一认识是当务之急，标志则是PE管理办法的出台。”北京PE协会秘书长熊焰说。

　　 目前指导PE基金的，就《关于2009年深化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的一句话，要“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尽快出台股权投资管理办法”。而从PE行业发展出发，需要有协调相关各方的管理方案的出台，“为其提供政策环境”。

　　 一不通都不通

　　 “国家发改委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的这个股权基金管理办法，已经形成了基本草案。目前我们希望在下一轮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准备最近上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在此次论坛上，表示给予PE准生证的这个管理办法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PE管理办法“从酝酿迄今将近一年”。邵秉仁说：最初说去年下半年就想出台，今年年初则说两会以后迅速出台，“但今年上半年就快过去了，还是没有指望”。

　　 “PE管理办法一直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来来回回征求意见。”境外一家为北京PE协会提供法律顾问的律师事务所人士说，但“一会证监会提点意见，一会银行业提点意见”。

　　 “这个事情是一不通都不通。”担任北京PE协会秘书长的熊焰说，其中原因是PE管理办法的出台“牵涉多个部门”，除发改委之外，还涉及财政部、一行三会、工商总局、税务总局等国家部委。

　　 理论上来说，PE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行业。

　　 “这个新兴行业下一步发展，不能做到自我酝酿、自我发展，需要有国家力量的介入。”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中国PE行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制度性的制约，PE基金募集资金的主要来源、那些能够推动PE基金起飞的资金，都是类公有资金。”熊焰说，“银行资金、养老基金、社保基金都是公有或类公有的，在现有的监管体系下，公有基金的投资就需要有监管。”

　　 据了解，目前的状况是，除发改委之外，其他部委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犹豫和徘徊”。“证监会有证监会的想法、保监会有保监会的想法”。据了解，其核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把握风险，出了问题由谁负责”。

　　 业内有不少人士事实上也对人民币基金在短期内的发展速度持怀疑态度。

　　 “中国PE行业发展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PE基金出现问题，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士说。

　　 而在另一个维度，公有或类公有资金的具体管理人需要为其投资负责，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能否打破藩篱？

　　 “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呼吁，急需发展PE这种投资形式？就是因为它对拉动经济、拉动就业非常有用。”邵秉仁说。

　　 “发展PE确实能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北京大学PE研究中心何小峰教授说。中国过去30年以及未来20年的发展，一直处在“没有原始积累、资本金短缺”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连本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它们的行为怎么可能不短期？”

　　 “PE从制度设计上，还能有效矫正现代企业制度现阶段出现的问题。”熊焰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企业制度层面，是“股东弱化、内部人控制”使得企业只追求短期利益。但“PE投资人对LP而言是劳动者、管理层，在GP层面则是股东和管理者，对项目公司而言则是股东”，熊焰说，“企业制度已经从原来的猫看老鼠变成了老鼠看老鼠。”

　　 但2008年仅有734家企业获得了股权投资，涉及投资金额162亿元。

　　 而目前在中国大陆活跃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是568支，总募集资金额是3095亿美元，“大量的基金并没有进行实际的投入”。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在这568只基金中，324只外资募集了2954亿美元，占总募集金额的95%。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资金非常充裕的经济发展体而言，这种现状意味着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道路还相当长远。”邵秉仁会长说，“能否在发改委牵头之下，尽快形成一个财政部、商务部、银监会、保监会等多部门共同管理的部门，尽快把监管框架确立起来？”

　　 但是从北京PE协会以及筹建中的全国性PE协会的角度，“只能一遍遍地去沟通，从行业发展对中国整体经济的作用这个角度去说服相关部门。”北京PE协会秘书长熊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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