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依靠研究诗歌拿到了学位，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位，但已经不关注诗歌好久，日常的琐事已经把对诗歌的热爱消磨的只剩下冷静，有了这份无奈的冷静，才敢再回头看看诗歌。

　　如果从1979年北岛的《回答》在《诗刊》上公开发表，标志着朦胧诗派正式诞生算起，“新诗”又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30年，如果用数学的形式表示，是一条从云端跌落的抛物线。

　　注定短命的“朦胧”

　　北岛、舒婷、杨炼、顾城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以“看了让人气闷”的朦胧诗开启了诗歌新的辉煌后，30年来，再也没有后来者能接上，达到同样的高度。

　　对诗史而言，朦胧诗最大的贡献在于让诗回到了诗歌和个体本身。然而这个主体尽管不是英雄，它却仍然是大写的，仍然难以逃避时代和政治的影响。

　　北岛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杨炼的“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或许召唤只有一声———/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诺日朗》）；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神女峰》）等，这些诗作仍然带有浓厚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色彩。文革后的政治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的全面松动催化了朦胧诗的崛起，召唤着遥远的历史记忆。对读者来说，他们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折戟沉沙多年后再次浮出地表。

　　“朦胧诗”在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成为了划破暗夜长空的利剑，斩解禁锢，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由于没有成熟灵活的媒体渠道可以直接反映民众心声，大众的注意力轻易就被朦胧诗吸引了，他们需要这样的诗来表达他们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后的兴奋与热情，也需要这样的诗来表达一代人的新理想。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怪圈，没有人能完全规避“影响的焦虑”，在朦胧诗反抗和呐喊的姿态中，我们看到了“介入”的迫切，诗歌其实成为了政治的工具。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即使是商业化浪潮没来的时候，朦胧诗与生俱来的过分强烈的申诉、使命感和贵族意识等缺点，也让这股潮流迅速地被后起的诗人们“pass”，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群“打倒朦胧”的诗人中绝大多数是受了朦胧诗的激发而成为诗人的。

　　从这两个向度观察，朦胧诗的短命是注定的。

　　诗人之死

　　朦胧诗之后的诗歌，因其诞生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难以割裂，多少都具有先锋色彩。而反叛，是先锋的特质之一。第三代诗至晚从1984年起向朦胧诗正式宣战，他们高喊着“pass 舒婷”、“打倒北岛”的口号，反崇高、反英雄、反抒情、反传统，甚至反诗歌。

　　他们要求把诗引向真正人的道路，决意表现最普遍的人生，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

　　纵然，他们的作品在驱逐意象、还原诗歌语言、转抒情为叙述等方面的艺术探索上确实作了一番努力，获得了比朦胧诗更宽广的拓展空间。但是，也因为其破坏品格和无建树性而使其在热闹繁盛后开始走向没落。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人物——海子。

　　海子是第三代诗的终结者，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诗人。海子之后，当代诗只剩下纯技术路线的尝试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理想激情的无情解构。

　　1989年3月26日凌晨，这位诗歌王子躺在山海关外的铁轨上，现代工业社会最有力的象征——火车无情地碾压过中国最后一个田园诗人的身体。这场悲剧给所有中国真正热爱诗歌、热爱土地、热爱太阳的人们带来了长久持续的隐痛。

　　然而，海子的自杀也许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1991年9月24日，诗人戈麦在焚毁了绝大部分诗稿后，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1993年10月8日，旅居新西兰激流岛的顾城被发现吊死一棵树下，他在用利斧砍死妻子之后引颈自杀。

　　顾城之死更被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毁了一个童话，也标志了我们和80年代的断裂，他让我们远离了青春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文化热，至此烟消云散。

　　或许写诗并不是那么难，更难的是做一辈子的诗人。北岛出走国外，如今以写随笔为主，舒婷改写散文，芒克改做画家……那个热气腾腾的诗歌时代最终湮灭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下，而那些仍坚守志业的诗人们则以宗教般狂热的姿态挥霍了年轻的生命……

　　游戏与笑话

　　1992年，邓小平南巡，随后商业浪潮袭来，最终淹没了诗人的声音。此后的诗再也无法产生那么深刻那么强大的力量。

　　诗人多多说过，动力系统高于技术系统，决定诗人的等级。如此说来，现在的诗似乎都不能划入上等。

　　我们的社会日益商业化，互联网让各类信息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毛孔。诗坛陷入了怪圈中，对形式和技术的新奇试验的关注超过了诗本身，也许诗坛还是热闹的，热闹在依旧流派纷呈，层出不穷。然而，这种热闹与上世纪80年代迥然不同，渐渐变成了圈内人的游戏，圈外人的笑话。

　　这些诗派在反叛前代传统的同时，无可避免地把自己拘囿在了“个人”的寸方之地，甚至为了猎奇和试验而无所不及，以致越来越滑向平庸、低级。

　　内容的孱弱直接导致了写作远大于诗的悲剧，甚至助长了以游戏为写作终极意义的倾向，到了2006年，因赵丽华诗歌事件而起的“梨花教”成了最瞩目的那一派。

　　诗歌不再是政治的天气预报，回归到了文学传统本身，因此，诗被日益边缘化反而是正常的现象。

　　网络时代的诗歌

　　说到网络时代的诗歌就不能不提赵丽华，其实网络诗歌运动有更远的源头。

　　诗阳在1993年初起通过电脑网络创作和发表诗歌，逐渐带动了其他诗人的加入，在两年内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网络诗歌运动。

　　1995年诗阳在创立了首家中文网络诗刊《橄榄树》之后，与其他网络诗人一起从事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认为网络诗歌写作具有虚拟现实的网络文化特征，并试图以信息论对网络诗歌的创作实践进行诠解和干预。

　　“信息主义”诗派的主要成员有诗阳、九歌、诺然、克莱儿、遨笛、半秋、通宵达旦、柳下影、成郭、弈江南、潇湮、故牧、思乡等。

　　当然，在公众眼里，他们都是“nobody”，直到2006年，第三代诗人出身的赵丽华以“诗坛芙蓉姐姐”的身份横空出世，还有2008年山东作协副主席写“鬼诗”，赵忠祥在“神七”升天后即兴的“七律”。

　　在网络时代，诗歌总是以这样另类的方式跳入人们的视线。

　　其实，面对诗歌的低谷期，真正理解诗歌的诗人和评论家也许还能心态平和。然而，诗歌连同文学的整体边缘化让人无法不感到失落，同样有许多人选择了接受娱乐性，选择了遵守大众的游戏规则。在夸张、做作、空洞、琐碎、平庸泛滥的年代，如何在无休止的混乱和喧嚣中保持冷静和清醒，似乎是当代诗人必修的功课。

　　三十而立，30年过去了，新诗却日渐孱弱。下一个30年，希望新诗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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