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立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近日在中国之行的演讲中指责中国的外储规模，他认为，中国外储之所以到今天这样大是因为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而巨大的顺差是由于政府对汇率的干预而使出口的产品价格降低，从而形成价格竞争优势，所以中国不仅要对自己外储规模负责，还要对因外储过大必须对外投资所“引发”的世界其他国家问题（说白了主要是美国的问题）——比如失业、消费过度等——负责！

　　这就好比指责农民兄弟生产了过多的肉、禽，而使城里人消费了过多物美价廉的热量，导致患“三高”者增多一样。这种推测并非牵强，你把“城市”换成“美国”，把“农村”换成“中国”，把美国面临的问题换成城里人的三高问题，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不就是如此吗？

　　我想，如果克大师听了我的这段故事一定会喜出望外，因为我好像中了他的圈套，他也许会反唇相讥：“既然这样，那农民兄弟就不该指责城里人改变消费习惯而使他们的积蓄遭受损失，就好比今天的中国也不该指责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使外汇储备遭受损失一样。”不光是克大师，每一位认真思考的人都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论，但这样比喻放在这儿就不对了。农民兄弟为了让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不受损失，把钱借给了城里人来消费自己生产的大肉以期保值，现在你不吃肉可以，但你凭什么让农民兄弟的钱贬值呢？就像美国佬凭什么让美元贬值而使中国的美元资产遭受损失呢？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那摆着，中国不是不想自己消费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就像农民兄弟也知道猪肉好吃一样。但是要想发展经济，在既有的经济水平和分工下只能把这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给别人，以此积累能量图谋未来的发展。而中国的出口优势绝不是克大师所说的政府干预汇率，这样认识问题太表面化了。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以牺牲自己的资源和当前效用为代价的，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经济水平，并最终实现“内销”的目标，绝非克大师所说为了占领别人的市场而竞争。而从很纯粹的学术角度看，中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自己的经济得以发展，同时也使美国成了中国资源和效用输出的最大受惠国。

　　美国人当然有权利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中国也应该适时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借经济危机的机会就把制造中国外储损失的责任反加到中国头上的话，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和价值观了。

　　更离谱的是，克鲁格曼还把指责的矛头指向了中国的外储结构，认为中国外储中美元资产比重过大是中国人自找的，他甚至说：“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啊。”我觉得这是整个克鲁格曼中国之行过程中最让我失望的一句话，因为这里面不仅逻辑大乱，甚至连起码的“科技含量”都没有。

　　外储到底选择什么货币资产不是一个主观行为，而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客观条件使然。现在的客观条件是，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美元的主导地位直接表现为货币的财富效应，即持有美元就等于持有财富，你可以用美元购买世界上任何一种价值资产，而其他货币资产做不到这一点，比如日元。这次在上海参加了几次国际研讨会，与会的日本学者对日元的国际地位自己就很不信任，理由是，拿着日元不能保证买到你想买的东西，IMF的日籍官员小手先生就举了石油供应商不愿意用日元结算的例子。但美元就不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这种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原因，别人不愿意说，美国人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吗？这里抛开政治军事层面的东西不谈，仅从科学的角度看，由于美元“自制”了两项最重要的货币本位体——石油和黄金，它的国际主导地位就不用再遮遮掩掩了，世界人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问题是，既然树立了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美国人就有责任维护美元的价值。大难临头，自保平安，这不是世界主导货币发行国应该干的事，经济学家不至于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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