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坤

　　　

　　提要 花旗银行从全球银行竞相模仿学习的榜样到濒临破产被救助的境地，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从宏观层面看，有国际货币体系缺陷造成美元流动性泛滥而促使银行不断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原因，有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金融监管日益缺失和能力滞后的原因，有滥用宏观经济政策导致金融机构风险不断积累而得不到有效释放的原因，还有美国消费模式以及宪政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而这些原因与花旗银行自身日益显现的严重问题互为因果，最终将花旗银行推向了危机境地。

　　花旗集团日前发布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季该行亏损9.66亿美元，折合每股亏损18美分。去年同期，花旗银行亏损51.9亿美元，每股亏1.03美元。如果不计优先股派息，花旗一季度实际上实现了16亿美元的盈利，业绩好于预期。而该行此前已历史性地连续亏损五个季度，花旗银行持续暴露的风险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客户、债权人、投资者以及评级机构对花旗银行完全丧失信心，花旗银行墙倾楫摧，随时可能崩溃倒下，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自去年10月以后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三次对花旗银行进行救助，注入巨资。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恶化，曾是全球第一大银行的花旗银行受到破产冲击，2008年11月16日至21日一周之内股价跌幅高达68%，从2007年高点的35美元左右一路狂跌到21日的3.77美元。之后，花旗银行的股价继续下挫，最低时每股曾只有1.6美元，其市值甚至不到2006年年底时2740亿美元的5%。

　　鉴于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危机，因为美联储拒绝援救而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后，引起整个美国金融市场和全球的金融市场环境急剧恶化，产生了令世界恐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更由于花旗银行原有资产2万多亿美元，在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亿多个客户账户，无论是规模还是市场影响力，都要比雷曼兄弟公司大得多，如果美国政府不救花旗银行，任其倒下，那么给美国及世界金融进而经济带来的打击，恐怕比雷曼兄弟公司被迫申请破产保护后带来的打击要猛烈得多，因而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再放任不管，真正是符合“太大不能倒闭”的情况。

　　2008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美联储和美国联邦保险公司联合发表声明，再一次对处于破产边缘的花旗银行实施一揽子救助。一是除先前的250亿美元注资外，美国政府又从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中拿出200亿美元注资花旗集团，获得其270亿美元股息为8%的优先股，且未来三年，花旗银行未经政府批准，派发的普通股股息不得超过每股0.01美元，同时还必须遵守加强管理层薪金福利制度的规定。二是对花旗银行306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提供担保，四方建立损失共担协议。花旗须自己消化3060亿美元不良资产造成的最初约290亿美元损失，超过290亿美元的损失由美国政府承担90%，花旗集团负担10%。三是对3060亿美元之外的风险资产，美联储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在这些救助措施下，花旗银行暂时渡过了破产危机，股价也曾有所恢复。

　　花旗银行2008年第四季度又净亏损83亿美元，并且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巨额亏损，使花旗银行全年亏损超过200亿美元，创下年度亏损最高纪录之后，花旗宣布一拆为二，将1.1万亿美元资产划分给新花旗银行，将8500亿美元非核心资产划归花旗控股公司。这也可以说是花旗集团作为金融超市时代的终结。

　　但花旗银行严重的问题远还没有得到解决，以至于不得不再次寻求美国政府的救助，与美国政府达成由美国政府持股40%的新的一轮援助计划，以便获得新的政府资金注入。此次的援救方案是政府以买入银行新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提供资金注入，其价格为2月9日市价的9折，年股息率为9%，远高于布什政府金融援助计划的5%。且在银行普通股权益不足以冲减损失或7年后这一可转换优先股不被银行赎回时，这一可转换优先股将自动转为普通股。与此同时，银行必须严格执行新的高管限薪和回购普通股规定。实际上美国花旗银行已经“易帜”被国有化了。

　　花旗银行从全球银行竞相模仿学习的榜样到濒临破产被救助的境地，背后有着深层次原因。从宏观层面看，有国际货币体系缺陷造成美元流动性泛滥而促使银行不断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原因，有金融自由化浪潮下金融监管日益缺失和能力滞后的原因，有滥用宏观经济政策导致金融机构风险不断积累而得不到有效释放的原因，还有美国消费模式以及宪政体制等多方面原因，而这些原因与花旗银行自身日益显现的严重问题互为因果，最终将花旗银行推向了危机境地。

　　曾经世界最大的金融帝国花旗银行，“玩”到了不被政府救助就将一文不值的这个地步，有着深刻的教训，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警示。

　　一、商业银行应始终坚持审慎稳健经营并坚守其核心业务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着低资本要求和有着高额利润回报，而这样的机会又被华尔街一个一个“神话”所证明，作为商业银行的花旗银行，传统商业银行的审慎经营逐步让位于冒险扩张，而且还给其披上了银行就是承担风险和管理风险这件华丽外衣，实质上已经将商业银行的经营变为了与投资银行的赌博。其经营日益严重与商业银行核心业务脱节。

　　与美国其他商业银行相比，花旗银行不仅所持有的次贷相关资产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其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其他传统商业银行难望其项背的。作为商业银行，花旗银行曾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第二大交易商，拥有的资产组合价值最高时达到3.6万多亿美元。2006年，花旗集团通过建立SPE实体而交易的各种证券化产品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了114%，如MBS、CDO、CLO、CDS，等等。这些表外资产哪怕遭受到10%的损失，花旗银行也将资不抵债。2007年，因次贷危机爆发花旗银行的这一比例才首次降到57%左右。投资大师巴菲特说过：“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谁是在裸泳”。很显然，花旗银行就是一个“裸泳者”。这种高风险的经营行为在市场良好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超额收益，但在市场转向低迷阶段，就会带来超额损失进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二、银行业综合化经营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隔离

　　银行业综合化经营确实大大拓宽了银行的生存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银行风险暴露的广度和深度，改变了银行风险的范围和性质，包括组织结构复杂化和文化多元性带来的利益冲突、金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风险、会计制度和行业适用监管制度差异带来的信息披露风险、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风险传递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且由于转型为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积极介入资产证券化市场，使许多本已转移的信贷风险再次循环回归，最终银行承担了过度风险。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大多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其传统的内控机制是难以有效管理高度专业化和复杂化的证券投资业务，尤其是表外证券投资业务，就有可能成为最终拖垮银行的“黑洞”。也就是说，传统商业银行在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上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根本难以清楚认识其中的风险，更谈不上对其进行管理了。

　　1998年美国拆除了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风险隔离。花旗银行通过长期的证券化过程，本来已经把相当部分的信贷风险转移到了外部，但作为美国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花旗银行同时又进行证券化基础资产的收购与证券化衍生品的设计、发售、承销等业务，以及二级市场的证券产品交易业务和相关信用支持业务，从而导致已经转移出去的信贷风险，又通过资本及衍生品市场业务再次循环回归了回来。由于花旗银行又是一二级市场的主要交易商，许多其他银行发行的证券化产品所蕴藏的风险也就又更多地集中到了花旗银行身上，使花旗银行在劫难逃。

　　三、商业银行兼并扩张必须与所具有的管理及控制能力相适应，绝不是越大越综合越好

　　花旗银行是美国银行业综合化经营的典型代表。客观来说，综合化经营本身没有错，关键是这种战略能否得到自身核心能力的支撑。根据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边界是由核心知识和能力所决定的，资源整合能力决定着兼并扩张的边界。显然能力不是无限的，也就注定经营管理边界不能无限扩张，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核心能力跟不上扩张的步伐，造成管理混乱和低效率运营，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花旗集团在快速扩张的1999~2003年，年均并购交易金额超过100亿美元，从传统的商业银行迅速发展成为囊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的全能和全球金融控股集团，资产规模从2000亿美元左右一跃到了2万亿美元的巨无霸，翻了10多倍。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花旗银行90年代后一改此前主要在自身比较熟悉的商业银行领域进行并购扩张的做法，大举进入到自己比较陌生的领域———投资银行领域。形成花旗银行资产规模与世界其他几家大型银行相比较大并不是非常显著，但其业务复杂程度却是最高的，有效进行管理的难度极大。运营效率低下、市场反应速度慢等弊病不断显露，高级管理层驾驭的能力也日益相形见绌。花旗集团前几年就曾因集团收益下滑，遭遇成本负担，不得不将名下几乎全部的国际保险业务出售给大都会人寿保险，以化解成本及管理上的压力。2006年开始，花旗银行又开始分拆资产管理业务。实际上，花旗在发展全球金融超市的过程中也极不顺利，屡遭投资者质疑，其内部也因为发展问题矛盾重重，本次危机就把此前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各业务板块的巨大隔阂，以及在内部整合和统筹管理方面的失误甚至失败等，暴露在了公众面前，最终花旗银行不得不在日前作出了分拆决定。

　　四、金融创新应面向实体经济并为实体经济服务，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是推动金融深化、实现金融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转移自身风险、增强流动性和信用创造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花旗银行参与并积极推动的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业务，却日益脱离于实体经济，成为金融业自身相互逐利的游戏与平台，不再对实体经济起着推动作用的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上世纪80年代初期，MBS在美国债券市场上只有微不足道的份额，到2007年底超过了6.5万亿美元，2000年CDO市场发行还几乎为零，2007年市场规模就超过了2万亿美元，CDS市值更是达到了62万亿美元，比美国GDP的4倍还多，几乎相当于整个全球GDP水平。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协会统计，2008年6月底，全球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总值高达530万亿美元，近全球GDP的10倍。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华尔街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并形成迅速膨胀的虚拟经济，具有极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创新产品不断衍生，衍生品投资者与基础资产持有人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其具有的不透明性，使其内在价值和风险状况无法准确评估，其真实风险无法知晓。而其具有的高杠杆性，又使其对风险具有极大的放大效应，其具有的渗透性，更是使其风险具有了更大的危害性与冲击力。

　　五、银行业应建立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华尔街奉行高盈利就可以高分红，且宣扬80%的收益是由20%的人创造的。因而金融机构高管们薪酬与业绩的正相关性，往往成几何级数上升。华尔街的这一激励模式，甚至被人们当然地奉若神明的绩效评价模式，从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问题是，这种激励机制具有明显的当期性、短期性和不对称性。当公司获得高盈利时，高管们就可以获得巨额奖金和红利，动辄上亿上千万美元，而当经营失败时又可以不承担损失，损失甚至是再巨大的损失，都可以扔给股东和整个社会。这种激励模式毫无疑问地将经营风险偏好大大地提高，助长为追求短期回报而不断地去冒险、去“赌博”，去冒更大的险、去进行更大的“赌博”。特别是在投资银行中，这种激励模式更为典型。

　　随着花旗银行日益综合化，投资银行短期激励的风气势必影响到银行其他的业务条线。在冒险就可能获得巨额奖励的诱导下，银行和股东的根本利益乃至社会的责任就丝毫也不顾及了。

　　六、金融业的监管不能有盲区与空白，一直以来为美国所推崇与宣扬的金融自由化，完全是华尔街的陷阱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方面是美国错误地将“滞胀”原因归结为战后实行的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由此抬头并盛行，表现之一就是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另一方面，也正迎合了华尔街金融机构为逐利而大玩金融创新的需要，极力鼓吹“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在这种理念及欲望之下，就形成了：一是对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缺失。金融创新很多都是出于规避监管，而没有监管的金融创新，就通向了泛滥和过度投机及金融创新产品信息不透明和真实风险无法评估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对某些金融机构运作监管缺失。美国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私人按揭保险公司、股权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处于监管的盲区。三是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缺失。高风险抵押担保债券、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流通的再证券化和信用违约互换等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基本不受监管。四是对金融中介机构监管不到位，特别是对一些信用评级机构及审计机构等作假，助推金融风险越积越大。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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