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进一步改革提供标本性借鉴

　　 本报评论员 万磊

　　 近日，《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深圳在已有的经济特区基础之上，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港地区”也顺利获得了国务院批复的“五大中心”： 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要达成这五大国际定位的目标，深港提高本“大都市圈”的核心竞争力。从深港两地的经济格局看，深港的“五大中心”定位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深圳与香港两地的优质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如何进行最优化融合。交通的便利则促成两地半小时都市经济圈的地理布局。从长远看，深港大都市圈为实现国际中心性目标，诸多资源避免面临扩张短缺的潜力，在前期尽量在政策资源和土地资源上给予配合，满足深圳本地的改革主动性要求，是实践其改革“排头兵”的重要一步棋。软件方面，两地的制度安排均鼓励知识经济在本都市圈内的交流发展，知识型人力资本的积聚必然为金融、创新和文化创意中心等国际定位提供智力支撑，提高各类资源融合配置的效率和效果。

　　 这一过程意味着深港两地合理共享，大力推进各类知识的生产（教育体系）、分配（就业体系）和应用（研发体系），使本都市圈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真正建立在优势资源的合理运用上来。因此，深港合作应该在两地的政府、教育和企业等各类组织机构的交叉性融合学习上着力。由此必然带来各种创新知识和管理升级等扩散性应用，最终改进两地大都市圈的整体竞争水平，在诸多国际经济中心枢纽中争得一席之位。

　　 对比而言，香港在其发展中演化和固定了先进的城市管理体制，各类人力资源在香港的顺畅发展，香港教育事业的诸多成就，都值得深圳学习和借鉴。教育方面，则可多角度多层次引进香港的诸多教育制度，为深港大都市圈输送国际性人才。

　　 此前，深港之间的合作尚处于浅层次范围内，比较偏于物质性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软件性质的多个方面则缺乏有效对接整合。此次深港的“五大中心”定位必然要求深港重新进行系统性的、全方位的资源整合，建立大都市圈的经济格局，走出国家视野，重新定义本都市圈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枢纽性位置。

　　 深圳综改可看做这一目标的铺垫。综改的核心应该在“放开”与创新，前者关键是国家对于深圳诸多制度性安排的软硬约束的放开，鼓励其进行自发性的试验性改革；后者是指深圳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在社会政经的各个层面实施合理有度的标志性创新，最终为国家进一步改革提供标本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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