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上海论坛2009年会开幕，本届年会的议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危机·合作·发展”。

　　在当前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一股反思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优劣的思潮也逐渐兴盛。与之相伴的问题是，既然自由经济、金融创新造成了这样大的危害，中国还有必要继续进行金融改革、发展金融中心吗？ 今日焦点2009年5月12日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调查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在成都得到妥善隔离和救治，卫生部仍在采取措施严防疫情扩大。“5月卖出”魔咒显灵A股？ “专利状元”华为的忧虑逻辑 通胀因素隐抬头考验央行平衡术 基金冀望5月金融地产股崛起 政策推手制造汽车业回暖奇迹

　　在论坛开幕之前，5月10日下午，“上海论坛”专家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袁志刚也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袁志刚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发展尚不充分的国家来说，目前首要的问题依然是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虽然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当今全球竞争的最高点，依然是金融业，金融业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和发展推动力，中国只有把金融发展好了，才能实现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才能站在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尤其在危机时刻，特别需要清晰的思路和大战略。

　　发展亚洲美元市场

　　《21世纪》：1997年的金融危机迫使亚洲特别是小型开放经济体改变思路，增加储备以预防收支和金融风险。这次金融危机将会给亚洲新兴市场带来什么新思考？

　　袁志刚：首先，亚洲国家不要老是眼睛朝外，老看着美国，看着IMF。亚洲区域内金融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中国武器弹药最充足——外汇储备2万亿；国债占GDP不到20%，居民高储蓄率；整个国家存贷差非常厉害，老百姓、企业的存款根本没办法贷出去。这就导致了中国第一季度信贷一放就放到将近5万亿，这是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21世纪》：但亚洲国家怎样用好这些国内外储蓄？

　　袁志刚：将来的基本想法是不能像危机前一样一股脑都去华尔街。华尔街再拿到钱投入到高科技，像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像互联网产业。但后来美国转而寻求让穷人都住上好房子，这肯定会破产。

　　《21世纪》：这次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用政府信用替市场信用做担保，催生了次贷泡沫，但如没有政府担保的话，这些钱不会投进去的。

　　袁志刚：这非常复杂。短期美国市场还是有机会的，而且现在的外汇储备那么大，没有办法离开，撤离这个市场就完蛋了。但是长期来看，亚洲的钱还是放在亚洲好。

　　《21世纪》：你认为亚洲可以开发出什么新的产品来吸纳这些资金？

　　袁志刚：除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外，对上海而言，最关键的问题，要在这一轮危机当中有金融衍生产品的创造。我们不能因为美国金融衍生产品发生问题而犹豫或者迟疑。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以及金融产品的创新至关重要，到了必须突破的时刻，不突破中国经济后续就会有问题。

　　上海要做好中国华尔街

　　《21世纪》：这也许是当前背景下，国务院宣布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意义？

　　袁志刚：上海一定要做中国的华尔街。下面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就是结构性的重大转变，结构重大重组需要新鲜血液，最大的就是金融。金融在调结构当中促进兼并、创新、融资、风险投资等等，都是最活跃的，是促成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

　　《21世纪》：就是说金融发展可以盘活整个资源，那么国内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建设方面，接下来重要的几步是什么？

　　袁志刚：有人认为金融人才很重要，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金融人才全世界可以流动的。最根本的问题是金融人才来了以后你这里有没有事情好做，这是金融制度问题。金融制度包括银行需要全面打破垄断，引进多元市场主体、金融主体。

　　《21世纪》：这么说来，现有银行市场结构不利于竞争主体的发育？1

　　袁志刚：经济学讲竞争总归是好的，垄断总归是有问题的。尽管我们国有银行产权都多元化，很多机构投资、战略投资者进来，但金融业界改变很小，他们主要是来抢市场的。

　　上海过去30年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上海本地有很难改革的地方，因为从文化和体制上讲，它一直是国有经济主要的重镇，改革不大容易。但是上海还是改革很快的，为什么快？最成功的一条经验就是开放，像汽车业。金融也是这样。

　　《21世纪》：你是指对外还是对内开放？

　　袁志刚：对外、对内都需要。国外金融学家，特别是我碰到的东欧的金融学家非常羡慕中国，他们认为东欧最失败的就是金融全部控制在人家手里。但中国，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自己的量已经做得非常大，开放其实不会危害到工农中建这些大行的地位，但会促使他们改革。

　　金融利国、立国

　　《21世纪》：有数据显示，美国60%左右的利润集中在金融部门。从这样分配的结果来看，在利润驱动下最后全社会不搞生产，难道钞票能变钞票吗？中国如何把握好发展虚拟与实体经济的度的问题。

　　袁志刚：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本意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总体来讲，对实体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美国这次的问题，是全世界那么多流动性，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项目好投了，最后更多的去玩泡沫，所以肯定要失败的。

　　在金融发展上，上海是小弟弟。美国人已经建了100层楼了，但在建八九十层的时候，结构没有搞好，影响到基础。上海的问题是金融衍生产品也好、金融体系也好，才到五六层楼。中国现在别去管虚拟经济的泡沫问题，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金融业，路远着呢。华尔街去年出现的问题，中国还有很多年发展才可能出现。竞争金融资源，这是当前最重要的。

　　《21世纪》：有人担心上海建设金融中心，弄不好会成为一个政府的钱袋子，实际上，这种担忧是多余的，金融中心建设就是要汇聚各方资源为我所用。

　　袁志刚：一定是这样的，实际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得好，全世界的货币可能都跑到你这边来了。

　　对于金融效率的判断，其实标准非常简单的——金融资源是不是投到了最有潜力的部门。美国为什么会出问题，也是这点没做好。如果中国在上海建金融中心，能够告诉全世界，钱放到我这里来，我玩的最好，那就好了。

　　但是这个是不容易的，要下大决心。金融利国，也立国。

　　美国疲软对中国不利

　　《21世纪》：舆论很关注如何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和收益，但高外储其实是对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减少风险的压仓石。

　　袁志刚：两者都需要。预防东南亚金融危机重演，没有外汇储备是不行的。这次亚洲金融体系没有受到重创，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的警觉——增加外汇储备有关。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不可以迅速减少，一定量的外汇储备还是很重要的。

　　《21世纪》：这回到开始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带来什么影响，更坚定他们1997年后确立的新模式——要有更多的美元储备，还是适度减少？

　　袁志刚：这是战略和战术问题。战术上还是需要美元，不能削弱；但是，战略上肯定要削弱。目前的国际贸易只有以美元为标准，现在想去弄新标准，就可能失败，现在这个世界还是美元统治。长期必须削弱它，但是不能过分忽悠，否则美元疲软了，对中国是最大的不利。

　　《21世纪》：这次危机还带来对东亚出口导向性经济的反思。

　　袁志刚：亚洲一定要反思，不能这么严重依赖出口，内需市场要发展起来。内需靠什么？对金融危机的诠释，还是马克思的最深刻——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的私人占有有两个逻辑。第一，是资本边际效益递减，投到一定程度就不想投了。储蓄多了、积累多了，没有需求，会导致投资过剩。就会出现危机，十年一次。等重新需要大规模投资的时候，经济就复苏了，资本主义具有自己毁灭自己的生产能力。第二，全球化原则上是资本的全球化，所有要素中只有资本流动是最快的，全球化过程当中劳动要素是不流动的。目前全世界联合得最好的是资产者，资产者的效率最大。欧洲、美国为什么富，很多人不是通过劳动收入致富的，是持股票致富的。

　　全球化也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好，一定会带来矛盾，全球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是肯定的。所以，政府必须把总需求搞上去，政府必须刺激经济，尤其是金融危机严重的时候。这次全世界都形成了共识。

　　《21世纪》：应急的措施是需要刺激，但在长远来看，措施是？

　　袁志刚：对中国和亚洲来讲，长远比较重要的东西是教育。现在各个政府都想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耗能结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结构的高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劳动法一定要灵活。比如，上海养老保险细分到四种，如果只有城市保障一种就会出问题。社会保险完善了，确实可以在宏观上促进消费。但微观是最重要的，微观效率是不能破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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