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张建 何忠平

　　编者按

　　一周年际，我们回来，找寻因爱之诺

　　灾难，无限的悲情

　　生命，无限的可能

　　我们，无限地逼近真相

　　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在去年5.12地震专刊中发出的一句誓言，既是一种自我激励，更是对传媒职业的公开承诺。

　　当时《21》快速反应，启动突发公共性事件报道的应急机制，第一时间调动了三十余位记者，他们奔跑在灾区各个现场，巨大的无力感一度痛彻心扉，但他们明白，必须让自己有力起来，才能给予别人希望。而紧握手中的笔是最好的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了《共纾劫难》、《挺进汶川》、《渴望生命》、《极限搜救》、《举国平难》等几十期专题报道，它们创造了21创刊8年来的诸多第一。不仅在商业类报纸中遥遥领先，也在综合类日报中列为翘楚。

　　我们深知，苦难要变成民族的精神资源，首先是从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一切将无法淬取。

　　而为大历史书写底稿正是我们的责任。更重要的是，21不仅要体现在重大历史现场置身最前线绝不缺席的立场，更需深入推动中国进步的价值关怀。

　　所以今天，我们回来，从历史的拐角，再次出发，找寻因爱之诺——一年前，那些从山上崩裂的石头砸向人间，心灵被震撼的人们纷纷为爱和激情许下承诺。

　　这一年来，他们用石头般的韧性默默履行承诺，既体认到了最大的幸福，有时却也需要面对比石头更坚硬的现实。

　　这一年来，对于痛苦的记忆来说是漫长的岁月，但对于开启一段未来的使命，才刚刚启航。汶川大地震仍在深远地影响我们国家权力机制的运作，对整个公民社会的塑造、非政府组织的发育，公民精神的生长都是如此。

　　这一年来，灾区的个体对个体如何守望相助，个体与组织如何寻求良性互动，组织与组织如何架构制度的天桥……

　　为了这些追问，我们再次抽调了去年报道组的10多位核心成员，沿着地震事件冲击力向长期影响扩散的方向，努力走出单一的事件报道，转而面对更为多线条、更立体的素描。

　　无人的峡谷空旷，有人的岁月辽阔。

　　都江堰市东北方向15公里，一排排两楼一底、川西民居格调的“别墅”掩映山间，这里是向峨乡“董家新院子”，震后四川首批交付使用的永久性住房安置点。

　　58岁的李文福，4月29日午饭过后，正在自家门口的墙脚下忙活改造排水管，他用砖刀砌水泥的样子，就像城里人摆弄兰花草一样的虔诚与细致。

　　“亲戚们都说我的新房子‘安逸’。”庄稼人李文福告诉记者。

　　在四川震后的安居工程中，李文福和向峨乡的3000多家农户一起，选择了“统规统建”迁居方式，放弃了祖辈相传的宅基地，搬进了准联体式的“董家新院子”，这里是都江堰统规统建的集中点之一。

　　“统规统建”，是成都市实行的一种重建选择方式，即在规划确定的集中安置点，农户自愿选择入住的，按照建筑面积35m2/人的标准，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安置住房。

　　按照这个规定，李文福一家4口，可申请到合计140平方的安置房。成功申请的代价是，李文福必须放弃原宅基地并自行还耕，同时也须选择服从乡村两级对住房的统一分配。

　　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迁居。

　　曾经，李文福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基层乡村的一个典型缩影；如今，他们离开熟悉的田野，聚居于统一格调的建筑群落之中。

　　这便让这样一条历史线索有了新的维度：“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这一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经历50年代的土改和80年代的大包干之后，开始了新的征途——“统筹城乡”实验。

　　这是以“统筹城乡”之名，改变中国西部农村的生活方式的一大创举。但自上而下推动的“安居”背后，如吹皱一池春水，激起更多的涟漪：新生活方式的表征，还需伴随新的工作方式的更迭，进而是新的社保体系、新的财产性融资渠道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一切内涵。

　　在更早前，他们已经参加了另一场变革：中国3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那是外出为为工，还谈不上乐业。现在终于在家门口，迎接来一场新的变革。

　　仍需正视的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又会引起更多难题的出现，这是中国式乡村再造的宿命，也是国权下乡村已经并继续为之的善治。

　　400倍资金压力的化解之道

　　在这座震后乡村的再造实验中，“统规统建”的首要问题仍是资金的筹措问题，始终牵动着城乡一体化敏感的神经。这与迁建和安置过程中的难题，一起不断考验着中国基层治理的智慧。

　　2008年5月之后，李文福们有五种迁居方式可供选择，如：“统规统建”、“货币化异地安置”和“原址重建”。这在2008年7月成都市国土局发布的《关于支持灾后农村住房重建的实施意见》中寻找到答案。

　　李文福选择了向乡政府提出了“统规统建”的迁居申请。他只需在政府早已设定好的表格上，依次填六个栏目，如姓名、村组、家庭人口数和落款日期等，“非常简单”。

　　对于李文福来说，35m2/人的标准，也第一次提供了一项在乡村并不熟悉和常见的财产性交易的空间。事情是这样的。李家的安置房本应是140平米，但他现在住的是105平米的房子。原来他跟同组的一户村民换了下房子，“那户人家有个儿子，考虑到以后结婚，想多要个房间”。作为换房补偿，对方给了老李3万元。

　　这无疑是后震区时期，统筹城乡命题下，一次农村“宅地”的成功“流转”案例。这个微小事件的后坐力，直到相当长时间才看出其历史的意味深长。

　　尽管新房还算“安逸”，李文福们也须同时承担三项义务：一。享受住房救助后，自愿放弃原宅基地并自行还耕；二。永久安置房选择服从乡、村分配；三。对安置房修建占用土地，服从乡、村、组对土地的调整。

　　这看起来，是一次彻底的离土不离乡的方案设计：再造乡村比简单的将农民甩进城，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现状选择。

　　此外，若选择“货币化异地安置”，农户同样需自愿放弃原宅基地。成都规定，选择货币安置的农户放弃宅基地，将按每人3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主管灾后重建的向峨乡副乡长李俊告诉记者，全乡3686户农户中，选择货币安置的只有121户。

　　李俊也告诉记者，不同于城镇居民，农户很少会选择原址重建。向峨乡农户普遍选择“统规统建”的安置方式，这是尤其必然的选择。

　　由于处于次断裂带的要冲，一年前的那次地震中，向峨乡95%以上的房屋全部垮塌。“大家都希望能住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向峨乡党委书记付岷涛告诉记者。

　　地震前，地处偏壤的向峨乡也试行过“统规统建”的村民集中居住计划。付岷涛介绍，作为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的成都，希冀以“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模式，探索走出一条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新路。

　　“我们曾做了两个农村新型社区的规划，但当时在实际运作中，难度很大。”付岷涛说。

　　灾后重建中，向峨乡决定建立16个类似董家新院子的“统规统建”安置点，占地约800亩。

　　向峨乡副乡长李俊告诉记者，加上绿化、道路基础以及综合配套等，这16个安置点需要投入建设资金7.5—8亿元。

　　付岷涛彼时所谓的“难度”，正是这笔巨额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需要提供的一个数据是，2007年，该乡全年财政收入也不过180万，仅不到16个安置点所需资金的四百分之一，用杯水车薪形容再合适不过。

　　这一难题在震后自上而下的重建决心中，出现转机。

　　成都市《关于支持灾后农村住房重建的实施意见》明示，住房重建资金主要由农户自筹资金、国家及地方政府下发的灾后建房专项救助资金、社会建房捐赠资金、挂钩项目资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资金等5部分组成。

　　其中“统规统建”的，主要来自政府灾后建房专项救助资金、社会建房捐赠资金、挂钩项目资金等。

　　对于农户来说，无论选择何种政府规定的安置方式，都将得到相应的灾后补助。据记者了解，成都全市平均标准为2万元/户。不过，这“2万元”并不是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送给李文福们。

　　“如果农户选择统规统建的安置方式，那么这2万元相当于交纳了建房费。”向峨乡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成都为解决资金缺口，还有其特有的“城乡统筹”方式。

　　比如，向峨乡16个安置点，共集中统建用地约800亩，这比原农户宅基地总面积节约近3000亩；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节约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可调整到城镇并在成都全市范围挂钩流转，其所得资金可投入“统规统建”。

　　向峨乡副乡长李俊介绍，这些节约的建设用地可引入市场资金，在原地或异地用于旅游和工商业项目，也可由成都市土地开发整治服务中心以15万元/亩的价格收购储备。

　　如此，便可解决“统规统建”的资金筹措难题——节约的近3000亩土地乘以每亩15万元的价格，所得用于灾后农村住房重建的资金约4.5亿元，再加上农户将户均2万元补助费等额交纳为建房费，就基本满足了“统规统建”住房的资金需求。

　　再造的完美开端和连续挑战

　　在向峨乡基层官员看来，资金问题解决，仅是“乡村再造”的第一步。比如，棋盘村年前的那次“集体拒迁”，考验着统规统建创新的成败，也让自上而下的治理能力的智慧接受了一次挑战。

　　“中国农村的事，往往知易行难。要让农民们自愿放弃多年视为命根的原宅基地并自行还耕，谈何容易！”一位经历“集体拒迁”风波的基层官员如是言之。

　　地震后，有传言说成都市国土局最初设想是在彭州——距成都市区25公里，西北部与汶川、都江堰接壤——选择一个乡镇搞灾后农民集中居住试点，结果摸底情况不是很满意。

　　随后才转到了向峨。当地官员透露，去年6月初向峨乡连夜摸底调查，初步调查的结果，最后让成都市高层大为吃惊，还怀疑数据可能有假——结果显示在棋盘村有69.5%的人选择统规统建。“后来实地调研证实后，成都才放心在向峨大搞统规统建”。

　　但李文福刚开始是不大愿意。

　　地震前，他有7间房，还有一个大院坝，合计约300多个平方，更重要的是，“老房子挨着公路边，出行方便，种田摘菜也近”。当时李文福就觉得，如搬到董家新院子，种田远了不说，养牲畜也不方便了。

　　村民们长期精打细算的耕作生活，也让如下的一笔账毫不含糊。

　　“地震前，我每年要收1000多元的菜籽，还要养3头猪、10几只鸡，总共可以有5000多元的副业收入。搬家之后，至少这些牲畜是没地方养了。”李文福说。

　　向峨乡副乡长李俊告诉记者，当时，棋盘村70多户农户普遍不愿搬迁。“他们的房子都挨在公路边，认为新安置点是个‘疙瘩角落’。”

　　那段时间，李文福所在的棋盘村村支书李天平每天为此事寝食难安。

　　随着重建工程的步步逼近，这个村落的气氛也日益紧张。一天晚上，该村村组干部遭遇村民的“集体拒迁”。

　　“村民们要求我们签保证书，比如搬到安置点后，房屋要面向大道、户型要使大家满意等。”起初干部们还耐心地对大家解释和承诺，乡村干部的朴素语言最后顶了作用。

　　李天平对李文福们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当了一辈子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真正改变了多少？现在新生的机遇就摆在眼前，咱就愿意一辈子当个穷农民吗？”

　　李天平更早在都江堰农牧局工作，后辞职带领乡邻种植猕猴桃致富。这个经历为李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地震前，她还一直想通过当地村民集中居住，来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

　　李回忆，没过多久，拒签中的村民中就有人填交了申请，看着安置点开始施工，其他村民也陆续申请了“统规统建”的迁居方式。

　　但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集体拒迁”问题刚完，利益重新分配之后的新问题又来了。

　　向峨乡副乡长李俊告诉记者，由于固有的土地意识，不少村民并不愿轻易放弃原宅基地。比如根据政策，有孩子遇难的家庭，可能未来还会生育或抚养一个孩子，乡里就会统一为给这些家庭的“统规统建”安置房多安排35平米的面积。

　　“部分农户想占用两头政策，即不愿意放弃宅基地，同时又要求给他一个35平米的永久安置房。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做。”李俊表示。

　　对基层治理者智慧的考验，似乎才刚刚开始。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李天平发现安置点的一位村民在河边支了口锅，用柴火烧水。这位村民对满腹疑惑的李天平表示，这样是为了节约水费和气费。

　　原来新房子为老百姓开通了天然气，可改变能源消耗方式之后，如今迁入新居的五口之家平均每个月要多支出一百多元，这对很多尚未摆脱贫穷的村民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物管费、卫生费、治安费等，以后也将是一笔开销。李天平坦言，“安居之后，如何让老百姓‘乐业’，是基层治理的新课题。”

　　入住董家新院子后，棋盘村的村级开支也在发生变化。

　　按照统建房的管理规范，该村成立了“物管”，目前有3个保洁员、6个治安巡逻员、1名水电气管理人员，这10个人的开支以前棋盘村是没有的，现在属于额外支出。

　　新工作：转身乡土产业工人之路

　　新居生活两个多月来，李文福告诉记者，“已交了2个月的电费38元，与原来比差不多。水费现在还没交，估计也差不多”。虽然当初为了搬进这个新家，老李曾花了4000多元，买了一套灶具，付了光纤费和燃气费，“但现在安定下来。”

　　此时，变化的指向开始作用在与外界的关系。

　　去年9月记者从都江堰到向峨，坐车走蒲张路，曾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董家新院子，道路泥泞不堪，灰尘飞扬，现在的蒲张路则是条标准两车道柏油路，干净优雅。

　　这为一场乡村经济的转型埋下了路基。

　　付岷涛介绍，震后的向峨决意脱离原来以小矿山开发为主的“黑色经济”，而全力开发以新型农业和旅游等为主的“绿色经济”。

　　而“统规统建”正为以往难以解决的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豁然开朗的条件。

　　原向峨乡党委书记罗鸿亮表示，依托产业经济带动农民致富的时机，已经到来。这对于地处都江堰东北穷乡僻壤的向峨乡来说，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

　　下面这个例子，看起来平常，但对于像向峨这样的典型内陆农村而言，则是前述一连串变革之后才可顺利成章的结果。

　　在向峨乡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四个万亩工程”正是其力推的重点——包括猕猴桃、三木药才各2万亩，茶叶、笋用竹各1万亩。副乡长李俊告诉记者，乡里计划用5年打造“四个万亩工程”，届时农户人均年收入将达到1.3—1.5万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要因势利导。”

　　猕猴桃种植能手、棋盘村村支书李天平则找来了上海的一家林业公司，该公司决定在棋盘村投资兴建一座可以储藏5000吨的气调库。

　　“气调库已经开工建设，届时，棋盘村猕猴桃的销路将不再愁，附加价值也会上升。”李天平介绍，这家公司承诺，2013年之前将投资1.5亿元用于该地区的猕猴桃产业发展。

　　在具体合作方式上，这家公司在向峨乡成立了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当地农户则通过申请以承包合作社项目的方式，在自己原有的猕猴桃果园里劳作，在合作社背景下转变为产业工人。

　　都江堰市农发局人士介绍，待猕猴桃成熟后，果农按照市场价格将其卖给合作社，收益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再将猕猴桃销往上海等地，销售产生的利润，发起公司享有85%，果农、向峨集体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农技支持公司则各享受5%的二次利润分配。

　　此外，以产业为依托，向峨乡的旅游资源开发也被推至前台。从农民到新产业工人，李文福们的生活起了巨大变化。

　　不过，这座乡村每一个革新的脚步，都会显得“好事多磨”。

　　都江堰市申爱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盛成铭向记者表示：“原以为很多青壮年村民会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把家乡的猕猴桃产业做大做强，结果发现他们宁愿选择出去找工，也不愿在家做现成的产业工人。”

　　再比如，地震前，棋盘村基本没有负债；目前，该村已负债100多万元。

　　向峨乡副乡长李俊告诉记者，这100多万中，70多万是乡政府借给棋盘村开设董家新院子“乡村酒店”的投资负债。“安置点每年的婚丧嫁娶，总应有个固定举办点，搞乡村酒店，也算是一、三产业互动。”不过，李俊对酒店运作还算乐观：“若经营得好，肯定不会亏。赚钱后，再将部分收益按期返还给乡政府。”

　　但这种经营的艰难开局并没有太大负面效应，相反的，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投身于小型的工业或农业创业。此间的关键在于，统规统建后，中国农民转型以往最为断裂的一个环节得到了制度性的弥合——融资。

　　放弃宅基，搬迁进“统建房”，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迁居事件，这还意味着李文福们拥有了真正的居住产权，并且，在成都过去5年的城乡统筹的大制度设计中，已包含了一个细致的安排，即这个产权是一项可以担保融资的财产性权力。

　　这让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们在转身产业工人之外有了一个更新的选择——有了统建房的产权，户主即可以进行房产的交易和抵押，进而伸向产业资本，或者转型为产业工人、甚至产业投资者开辟了一条历史通道。虽然已知的风险自然不少。

　　但毕竟，多了一种作为有产者的选择机会，正延展出他们更美好新生活的无穷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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