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何忠平

　　至今，李建红仍清晰记得去年7月10日第一天到四川时的情景。

　　“上午，从北京飞成都。下午，参加中组部成都座谈会，观看灾情纪实片。晚上6点到彭州，食堂吃完饭后，7点参加彭州市规委会会议”。

　　那一天，除了感受到灾区第一线的紧张，李建红还体味到了强烈的时空反差，“北京开会很准时，也很注意会场公共卫生。基层开会是烟雾缭绕，也不知何时结束，10日晚上的会议一直开到了12点以后”。

　　4月25日，星期六。李建红以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接受了本报专访。去年身为中组部领导干部考试与测评中心办公室主任的他，由中组部统一选派挂任彭州。彭州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距成都市区25公里，西北部与汶川、都江堰接壤。

　　李建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央、四川省上和对口援建省市联合向6个重灾市州——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雅安和阿坝——共选派了461名挂职干部。此外，四川省委组织部还先后选派了为期3个月的两批208名专业技术人才支援重灾区。

　　短时间内如此大数量、多渠道的挂职干部集中“空降”，这应是建国以来四川首次。

　　选派干部到基层挂职不是一个新课题，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延安时期下派的各种工作队，而中组部正式确立“干部挂职锻炼制度”则是2000年的事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向重灾区选派干部，不仅为考察、使用干部提供了一个新环境，也为认识干部挂职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特殊”选派

　　到灾区来挂职，李建红是主动要求的，而且还“惊动”了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去年他刚好40岁，这是一个“不惑”的开始，但他却经常被“是过日子还是做事情”的问题所折磨，正当他越来越觉得不能满足于“名声上好听、面子上好看、心理上有优越”和“大城市大机关”时，突如其来的地震，“给了我最好最快的答案”。

　　为了能让自己的选择尽快付诸实践，李建红决意打破常规，直接给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写了封“请战书”，“5月底我将信交上去，第二天部长就批了，很支持我的想法”。当时中组部选派干部到灾区的活动还没开始。

　　灾后重建刻不容缓，各种安排“快马策鞭”，这也让李建红顿感此次挂职的非同寻常。

　　“这次来彭州后，白天下乡晚上开会，我用一周时间就走完了20多个乡镇，两周不到我的分工内容就被确定了。”李建红说。

　　与李相比，43岁的汪兆龙当属“空降”老兵，不过这也影响到了他的“人生大事”——两年前，他才终于步入婚姻殿堂。汪是北京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副调研员，去年7月与李建红一道由中组部统一选派到四川，目前挂任什邡市委常委、副市长。

　　汪兆龙到北京市发改委工作是2007年。之前，他还有过两次挂职：中国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合肥市经贸委工作，后又作为重点干部被合肥市选派到国务院体改办工作1年；转回合肥2年后，2004年他又被借调到了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工作。

　　如果不是因为国务院体改办的那次挂职，汪兆龙可能走的是与今完全不同的“仕途”，“体改办挂职结束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留体改办工作；一是回合肥，当时已决定提拔我为市经贸副主任。二者只能择一，我最后选了体改办。结果，在节骨眼上体改办又解散了，我只好打道回府，副主任的位置自然是没了，弄得两头泡汤”。

　　汪兆龙着实没料到自己会再次成为挂职干部。

　　虽然自己报名参加了选派，但因为报名人实在太多了，光北京市发改委系统就有60多人，而中组部在北京市级机关只选2人，“事后分析，党组最后选了我，可能与之前我有挂职经历、基层工作经验有关”。

　　因压力太大，刚到灾区一个月，汪兆龙瘦了9斤多，“饮食关、气候关、语言关，必须要一个个过。比如我们住的地儿，我原想应是个旅馆或宾馆，结果是3个同来什邡的‘挂友’同住居民区的一个大套间，一人一张床，没牙刷没拖鞋，连洗澡水也是冷的”。

　　实职实权

　　李建红、汪兆龙们的很多“想不到”，其实正点出了这两个问题：干部挂职到底需要怎样的制度设计？如何保证组织部门、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挂职人员等诸多行为主体的“完美衔接”，以提升挂职效果？

　　对此，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杨程富4月21日告诉记者，“以往上面对挂职干部的要求是培养锻炼，这次不光培养锻炼，还要求他们切实为灾后重建解决实际问题”。

　　地震后，农村基层新的矛盾纠纷增加，各种利益诉求更为复杂，传统的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越发不能适应农村改革发展需要。从去年开始，分管基层组织、政权建设等工作的李建红“奉命”探索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今年2月起，在深入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彭州在全市所有村推广了新治理机制——“131N模式”。据记者了解，“131N模式”中的第一个“1”，即强化一个领导核心：村党支部；“3”指3个群众自治组织：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第二个“1”，就是培育一个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N”指多个其他经济和社会组织。

　　新治理机制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有很多基层老大难问题，驻村干部现在召集村民小组的议事会成员民主协商就能解决”，同时李建红也承认该治理机制还需要尊重基层创新不断探索，“比如在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和自治组织相分离上，目前还缺乏有效办法”。

　　灾后重建，农村永久性住房建设是一个全新课题。比如如何监管和使用好资金、如何合理地确定工程造价、如何严把原材料采购和工程质量关等。汪兆龙通过自己对口帮扶联系村所在镇的试验，“历时一个半月，八易其稿”，逐步建立了一套有效办法，并得到了市委书记的肯定，批示建议在什邡各镇推广。

　　“由集中建房点业主民主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业主对业委会充分授权并给予合理的报酬，业委会代表业主与建筑公司就工程造价进行谈判，负责对建材和施工质量的监管、签字验收，在镇财政所协助下支付工程价款等”。

　　通过该办法，王兆龙的联系村所在镇用50天就盖完了房子，而同地区的其他村镇通常要花3个月的时间，“业委会5个人的报酬，也就是成本，总共花了3000元。这钱镇上补点、村上拿点、业主出点，就解决了”。汪兆龙很看重村民自治能力的提高，虽然该办法起步费时较多，“但最后效果无疑是最好的，并且政府主要承担宣传、组织发动和在资金使用、建筑质量、履行合同等监管职责”。

　　事实上，这只是汪兆龙挂职期间的“劳动副产品”。

　　他的主要工作是分管招商、物价等部门。刚到什邡时，汪负责北京援建项目、省级国家项目等报批工作。春节前，市委书记希望他能管理更多部门，并叫他报个名单上去。汪很快就报了，“名单中有市宗教局、人防办、政研室、地方志办等，书记一看一笑，就说我想得倒美啊”，最后，汪兆龙添了招商局、物价局这两个新管理对象。

　　在汪兆龙看来，这次挂职“动真格”了，“因为全部给的是实职实权，就是要做实事，要当主人不当客人”。

　　“一年”与“十年”

　　如果说李建红、汪兆龙们的挂职，也是人生心智的一次淬炼。那么，31岁的贺旺除为了积累基层执政经验外，他的挂职更是为了一个梦。

　　“一直以来，在城市规划方面我注意到规划专家与政府部门之间有条鸿沟，包括理念、方法、战略上的差异等”，要弥补此沟，贺旺认为管理层必须同时具有扎实的规划技术功底和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说，我不是在挂职，而是在潜伏”。

　　作为中组部选派的博士服务团成员，贺旺目前挂职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他也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虽然是最年轻的挂职干部，但贺旺也非“空降兵”新生——2004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被学校推荐到襄樊市规划管理局挂职副书记、副局长。2007年他又被调到中规院，此次北川挂职时间要求是1年。

　　4月23日下午，北川安昌办公室。在参加县委常委会之前，兼任新县城规划指挥部规划设计组组长的贺旺接受了本报采访，“我的角色实际上更多是一个执行者。很多东西都是专业活，只有我自己干，好在派出单位为我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后盾和支撑”。

　　贺旺并不是一挂职北川就干的“专业活”，他还被分配负责过北川建材特供工作，因此还得了一个“拉砖博士”名号，“后来我找了领导，表示这个工作发挥不了我的特长”。”面对今年7月即将满期的挂职生涯，贺旺要做的事还很多。比如新县城的规划宣传，“相对而言，现在只有我能讲。最近因媒体采访较多，我跑都要跑疯了。我要多培训几个规划讲解员出来，我还要向县里建议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北川要学会主动对外发布新闻”。

　　贺旺们只是灾区挂职干部的又一个缩影。

　　为了更好地发挥灾区挂职干部作用，去年9月省委组织部出台了《四川省地震重灾区挂职干部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明确了选派资格和挂职时间；今年4月，四川又创新了灾区挂职干部年度考核办法。据记者了解，恢复重建期间，省内派员单位的挂职干部在当地单独进行年度考核，优秀比例提高至同一挂任职务层次干部总人数的30%，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给予记功奖励，“晋升职务时优先考虑”。

　　“至今我们还没听到一个地方对挂职干部有不好的反映，这是非常难得的”，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杨程富告诉记者，“他们至今也没有谁给组织部专门写报告反映困难的，但我们都知道，挂职干部灾区遇到困难、碰到问题是显然的事情”。

　　对于此番挂职，李建红就感慨颇多，“在灾区挂职的收获一年能顶上平常的十年”。目前干部挂职锻炼的途径和方式有不少，有上挂、下挂、平挂和外挂，有到西部和艰苦地区挂、到沿海和发达地区挂及到重点工程挂，相较之下，李建红认为选派干部到特殊艰苦环境和急难险重工作岗位挂职很有必要，“应作为青年干部锻炼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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