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玲在都江堰安置点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做心理志愿者已经快半年了。去年12月，她作为一个急需心理援助的灾后幸存者，寻求地震后一直志愿坚持在都江堰做心理干预的心理咨询督导师刘猛的帮助。随着心理逐渐康复，她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志愿者。

　　 本报记者 唐明灯 发自都江堰

　　从灾民到志愿者的转换

　　蒋玲24岁，北川人，地震中失去了13位亲人，包括她刚出生67天的儿子和抱着儿子的母亲。地震时，外婆抱着外孙在外散步，不幸遇难。年轻的母亲蒋玲产后虚弱，正在午休，在地震中被抛出四楼幸运地毫发无损。5月13日，丈夫千辛万苦在县城里找到她和她最要好的姐妹。“我和她是互相搀着，从尸体堆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蒋玲说。

　　蒋玲的丈夫和父亲，分别在北川县交通局和国家电网下属机构两个单位上班。蒋玲的母亲和儿子遇难后，丈夫和父亲忙着抢险救灾，痛苦和孤独，让蒋玲陷入了绝望之中，痛不欲生，难以抑制自杀的冲动。

　　“那时候难受极了，整天发呆，闷着不说话，遇到一点小事就痛哭不止，可以哭几个钟头。”蒋玲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一个朋友割腕，当时我就在她身边，她刀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有反应，直到血流出来了我才反应过来，一把把刀夺下。当时我觉得很正常，而且想法跟她一样，我也不想活啊。”

　　因为具备心理学常识，蒋玲开始寻求心理援助，但最初的结果让她非常失望。心理咨询者一批又一批来到灾区，要求灾民填表，填完表草草安慰几句就转身离去。蒋玲对灾后最初一段时间那些所谓的心理辅导工作者的印象十分恶劣。蒋玲认为他们自私，缺乏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只是想来灾区收集数据，“一次又一次地捅开我的伤疤，反复伤害我们。”

　　蒋玲将自己被伤害的过程称为“被填表”。“被填一次哭一次，他们反复问你家里人。你说很好，他们会追问在哪里？见你哭了，随便几句鼓励坚强之类的空话，就转身走了。”蒋玲说，她的一个朋友曾经“被填表”7次。

　　在成都一位媒体朋友的介绍下，蒋玲认识了刘猛。最初刘猛是通过电话对蒋玲进行心理干预。但蒋玲远在北川，没有上班，整天沉浸在悲痛之中，情绪波动极大。“来都江堰之前，我是拿着刀子跟刘老师打的电话。”在刘猛的帮助下，蒋玲逐渐走出了阴影，还完成了一个灾民到志愿者的转换。

　　孤单的刘猛们

　　共同的不幸经历，让蒋玲很容易和都江堰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建立起信任。现在，刘猛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都江堰以新建小学死难学生妈妈为主要关注对象，为灾区死难学童的母亲建立了一个“妈妈之家”，蒋玲成了这些希望再孕走向新生活的母亲们的朋友。

　　在蒋玲眼中，她的家乡北川是灾后心理疾患最严重的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刘老师每天都要接到许多来自北川的电话，有时候半夜两三点钟还有电话打进来。”据她透露，北川县许多干部也经常打电话给刘猛寻求帮助。蒋玲曾经陪刘猛前往北川，对一个官员进行心理干预，“详情我不能透露。但他很严重，常常突然发呆，叫都叫不应。他们一家都是当官的，但心理都有问题。”

　　心理援助无法短期能奏效，因为最初定点在都江堰，援助对象众多，刘猛领队的心理援助联盟人手匮乏，无法迁移，也难以兼顾，只能通过电话和不定期的前往，对急需救助的人伸出援手。

　　为此，刘猛曾经多次呼吁为志愿者制度立法。对灾后蜂拥而至的心理咨询队伍对灾区的伤害，他痛心疾首。他公开指责过一些大牌和官方心理咨询机构，不切实地帮助灾区群众解决心理疾患，只是采集几个样本，然后在多个国内外学术交流场合显摆，不断重复。他还质疑国家财政拨付的数千万地震灾区心理援助款项的去向和用法……

　　“5·12”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救灾和重建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在政府主导和民间力量的辅助之下，尤其是在物质救援方面，针对受灾地区和群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方式，不但行之有效，而且行之高效。

　　但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家庭，要平复灾难造成的精神创伤，就远没有这样简单。亲人的故去，生活支离破碎，伤口容易平复，但隐痛会变得深入而持久。早些时候，包括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市民母广翔等干部群众自杀的悲剧，正是心灵和生活重建更为艰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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