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君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诚信社会，正所谓你诚我信，合作共赢，共赢社会经济发展之利。诚信公平的交易行为目标应该是互利双赢，而不是“旱涝保收”地卖出风险，更不是“打麻将”，你赢我的，我赢你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莫因小利失大义。

　　我的一位IT界朋友打电话来——他在某股份制商业银行购买的一款理财产品出现亏损，理财经理电话建议他更换另一种产品。这让他有些紧张，因为他想起了不久前媒体上刊登的一则故事：北京一位IT界人士因为听信某家银行“专业人士”的理财建议，购入一款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导致交由该银行私人银行打理的120万美元、60万港币的资产在3个月时间里化为乌有，还倒欠银行23万港币。

　　我只能建议我的朋友到银行理财柜台问清所有情况再作决定。同时我告诉他，发生在星展银行香港分行的类似故事更为惨烈——一位内地投资者的8088万元资产在一年之后亏损达1.75亿港币之巨。

　　但愿这类故事不仅能震撼我的朋友，还能让诸多初涉理财领域的人们知晓——理财，没有只赚不赔的神话，既要憧憬收益的预期，也要了解风险的潜伏；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除开储蓄、国债等低收益品种，银行也不是理财的“保险柜”，中资银行不是，外资银行也不是。理财之大忌是盲听、盲信、盲从，所以购买理财产品之前一定要详读详解“产品说明书”，然后再签署相关协议。前面故事里的主人公只凭某银行“专业人士”10分钟的电话推介，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就选择了这款产品，而且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结局“走麦城”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否也应自省为何“大意失荆州”？

　　以上故事的发生地在香港。那么，在内地，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之时，股市泡沫破灭之际，又有多少投资者受累于各式各样风靡一时的理财产品？又有多少纠纷见诸于报端？你责怪我没有事先讲明风险，我责怪你没有风险意识。于是，同一个问题第一千次浮出水面。

　　投资者教育问题，老生常谈又不得不谈。打开网上搜索引擎，可以看到许多投资者教育方面的信息。从金融管理部门到金融机构都在抓这件事、做这件事，林林总总的说法做法委实不少，实实在在的效果成果似乎不多。谁都有责任，谁都没责任；谁都可以做，谁都没做好；谁都可以谈，谁都不落实——这就是投资者教育的现状。政府的责任？金融机构的责任？媒体的责任？说到底，投资者教育是各个方面都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政府部门特别是金融管理部门多一些这方面的社会教育，金融机构多一些这方面的风险教育，媒体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教育；政府部门多一些强制要求，金融机构多一些自觉行动，媒体多一些舆论监督——如此，投资者的财产损失就会少一些，社会财富的积累就会多一些；许多家庭的怨怼就会少一些，社会的和谐就会多一些。

　　中国百姓最信赖银行。同样的理财产品，银行卖，他们敢买，放到商场里，他们打死也不会买。他们信任的是银行的“金字招牌”。从银行买的产品居然也会赔钱？一部分缺乏风险意识并且认为受到误导的投资者感到困惑甚至愤怒是正常的，因为大多数时候，银行客户经理在销售理财产品时并没有把产品结构及其风险说清楚，有的甚至有意语焉不详，淡化风险提示，夸大收益，诱导投资者购买。而很多理财产品说明书专业术语繁多，计算公式复杂，非专业人士往往“自学”困难，容易顺从客户经理的诱导。由此派生出的问题是——银行客户经理的专业水准、道德水准究竟如何考量？是否真正了解你所介绍的金融产品？是否愿意把产品风险讲给客户而影响自己的销售额？

　　对银行而言，客户赚钱你也赚钱，客户赔钱你还赚钱；赚了是你运气，赔了你自认倒霉——这个逻辑放到哪里似乎也不大合适。好在这个逻辑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被推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强调，金融机构要改进业务模式，由卖出风险模式向主动风险管理模式转变。并要求金融机构尽快回归理性经营模式，对于金融产品的风险做到三个“主动”：一是主动管理，二是主动分析，三是主动揭示。金融产品的出售者一定要坚持“卖者有责”原则，将产品中的风险信息向金融市场中的购买者进行充分披露。但如何实施“卖者有责”制度——金融机构如何负责，监管部门如何问责？笔者和众多理财投资者一样，热切期待下文。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诚信社会，正所谓你诚我信，合作共赢，共赢社会经济发展之利。诚信公平的交易行为目标应该是互利双赢，而不是“旱涝保收”地卖出风险，更不是“打麻将”，你赢我的，我赢你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莫因小利失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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