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尚在国门之外的猪流感是否会对国内的经济复苏产生影响？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几天之内，这个传播方式迅速但治疗相对容易的潜在公共疫情就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一个路障，并一时间主导了全球的资本市场。“猪流感行情”典型地反映了危机下人们的思维方式——不管这事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多么曲里拐弯，但只要是坏消息，就会成倍放大。

　　 我们是不是因此应该轻视这场准危机？也不是。猪流感确确实实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大愿意出门，更少地参加大型聚会，更加注意在餐饮时挑挑拣拣。一句话，猪流感强化了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人固有的行为特征，这种被强化的行为特征又会进一步强化危机时人的心理特征。心态，正是克服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现在看到了不少恶化心态的报道，非常正规地出自一些专家或模型。比如，一旦流感大流行，全球要付出3万亿美元成本和所有国家GDP之和近5%的萎缩。有专家认为GDP甚至可能下滑10%。惊人的数字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暗示：猪流感或许将成为一场大灾难。

　　 这是未雨绸缪还是危言耸听？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待经济复苏的专注度。如果猪流感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人命关天，所有的政策和财政资源就有必要向公共防疫方向调整；如果不是，那么政策资源和财力就要继续放在经济复苏上。

　　 尽管无法排除猪流感进入国门的可能性，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猪流感目前不是中国经济的重大威胁。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专家或者模型对大疫情做出GDP下滑5%、10%还是20%的预测，除了让市场心态混乱，现在没有其他价值。

　　 那么该不该未雨绸缪？当然。我们看看猪流感可能带来的变化。

　　 猪流感已经侵消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还可能进一步抑制美国的消费内需。生活活动的萎缩对于经济的冲击不比生产活动萎缩小。由此，在进出口两端，中美两个主要经济伙伴之间将面临疫情带来的切实挑战的概率并不小。如果疫情短期内不能压制下去，明确把扩大出口作为调整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方向之一的奥巴马政府，或许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心态会发生变化。果真如此，中国的出口型经济数据会出现不好的波动。

　　 为刺激经济而运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使政府财政收入下滑。如果猪流感的威胁升级，政府必须预留部分资金用于公共防疫。在这种情况下，之前热议及已经执行的提高个税起征点、发放旅游券等一系列扩大消费内需的政策建议和有益实践或许会暂时停下来或执行困难。

　　 在通货膨胀是最大经济威胁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鼓励养猪的政策带来的投资热可能面临转折。2008年，强有力的政策态度激发了IT业、房产业直至国际投行的养猪投资热潮。但是在当下，投资回报将很难看到。国家鼓励政策和投资者们会不会转身，不仅影响养猪业，而且对未来的CPI走势也会发生影响。

　　 我们用了很多可能来描绘猪流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之所以不能肯定，原因在于时间。无论猪流感是否具有重大威胁，持续时间越长，破坏力就会越大。这就是未雨绸缪的理由。

　　 据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2003年由于SARS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被拉低了1至2个百分点。那一次，中国是重灾区。因此，至少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对还在国门之外的猪流感过分担心。在信心仍然很值钱的当下，不需要无厘头的恐惧。如果把硬币反过来看，或许还将看到另一面：比如电子信息产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如同医药业一样。

　　 有信心，有防备，专注于经济复苏，这是目前面对猪流感的恰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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