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纪念一点都不能减少今天围绕它的种种争论，尤其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声名鹊起的当下，关于“五四”如何“激进”的判断似乎早已盖棺论定了。先不论我们对所谓“激进”、“偏激”本身的认识是否完整，一个更初级的问题是，我们所假定的这样一个可供质疑和批判的“五四”是否就是真实可靠的？“五四”的知识界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五四”遗产真正包含了哪些内容？

　　在我看来，“五四”遗产最容易为我们所遗忘的在于它形成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方式：就知识分子自己的生存而言，可以说是“‘五四’文化圈”的出现，就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而言，则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推进力量的“民国机制”的出现。在经历了数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什么是“‘五四’文化圈”？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共同的关怀民族命运与社会问题，在“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生存群落，他们各自有着并不相同的思想倾向，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化论争，但又在总体上形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有效力量。例如，欧游归来，宣扬“西方文明破产”的梁启超常常被人们视作“思想保守”，但他却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认为它们从总体上符合了他心目中的“进化”理想；甲寅派一直被简单目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其实当年《甲寅》月刊的努力恰恰奠定了《新青年》出现的重要基础，后来章士钊任职北洋政府、《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刊，与新文化倡导者激烈论争，但论战却没有妨碍对手双方的基本交谊和彼此容忍；学衡派也竭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并且并不拒绝“新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正是这样的“认同”，为这些生存群体可以形成以“五四”命名的文化圈奠定了基础。而一个巨大的存在某种文化同约性的文化圈的出现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十分宝贵的“思想平台”—它在根本上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从思想基础到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和顺畅。

　　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个文化圈的内部所存在的思想分歧。“五四”新文化派具有无比清醒而强烈的现实忧患体验，他们锐利的批判从根本上打破了沉闷的文化生态，推动了历史的有效行进—他们是现代文化的“火车头”，并由此区别于其他的保守派。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其中相当数量的所谓“保守”派，他们都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关注着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都在现代世界的巨大背景上面对着“中国问题”，这都从根本的意义上将他们与前朝旧臣、乡村遗老严格区别开来，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观点还有多大的差异，都一同站在了“五四”历史的起跑线上，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我们常常又只看到了“五四”文化论争中水火不容的态势，却没有发现论争并没有妨碍新文化人士与其反对派的交谊，没有注意到论争进行与论争结束后他们给予对手的公正的评价和肯定。

　　“五四”文化圈的存在和基本生态为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形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影响深远的某种“机制”性的东西，我们不妨可以将它称作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民国机制”，“民国机制”并不属于那些专制独裁者，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它的雏形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相对宽敞的文化传播机构。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繁盛，便得宜于这一“机制”，“五四”，则是该机制的第一次自然形成的历史见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机制”本身就属于“五四”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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