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且政府推进结构性减税的背景之下，2009年一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13023.58亿元，同比下降10.3%，减收1496.1亿元。显然，这个数据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是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表象之一，尽管就一季度数据而言，背后的原因更为具体而复杂。此时，一个虽然并非为了解决税收收入下降问题，但却是税收制度改革题中应有之义的资源税改革，理应加快速度，“适时出台”。

　　一般资源税是国家对国有资源，如城市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等，对使用某种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为取得应税资源的使用权而征收的一种税。毋庸置疑，资源作为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其所有权理应归全民所有。诚然，企业员工应当获得社会平均的劳动补偿，企业经营者可以获得社会平均的利润回报，但超额利润部分必须归属于全民，而不能出现个别人甚至是外国人以一次性极低廉价格长期独占独享全民资源的情况。在世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征收资源税已成惯例，美国更是立法禁止外国人购买美国矿产和含有矿产的土地。

　　正因此，资源税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资源税改革之后产生的税收增量分配上，有必要遵循一个原则，即在剥离了一定的政府管理费用之后，其主要收益要切实地“用之于民”，如划拨给社保，便是一种公开透明、易取信于民的路径。

　　目前中国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反映资源需求稀缺程度；二不反映供求关系；三不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尤其是资源价格缺少弹性，不能利用价格手段激励节能。随着中国经济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加大，这种低税率的资源税政策无法适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从2006年开始，政府决定进行资源税改革，将按数量征收改为按价格征收，这样可以将税收与资源产品价格直接挂钩，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最大效率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公正地分配自然资源收益。尽管目前提高的比例并未最终确定，但业内人士预期，有可能按照销售收入的10%计征。

　　由于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出现了通胀迹象，呈上升趋势的CPI使得资源税改革被迫“韬光养晦”。当前，物价已明显走低，CPI和PPI出现了连续负增长，但在经济较困难的形势下，推动资源税改革又会给企业发展增加难度。一旦资源税改革启动，居于产业链最上游的资源产品，如煤炭、原油、铁矿石等，价格必然会上调，随之电力、石化、钢铁，乃至其下游的汽车、船舶、轻工、有色金属等产业都将承受巨大压力，而这些行业正是当前需要大力振兴的产业，这使得政府在资源税改革问题上，态度非常谨慎。

　　实际上，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是永远存在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实施资源税改革，都将会给相关企业增加一定的税负，给宏观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总在回避推进资源税改革给企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最佳成熟期”恐怕很难等到。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价格有所下降，经济面出现通缩苗头。在矿产品价格处于较低位的情况下，增加的赋税相对并不大，即使带来下游资源消耗类产品成本上升，但可以促进下游企业增强节约意识、改进技术，以降低综合成本，真正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同时，对于企业而言，PPI下行，价格较低，涨幅较小，且2009年上半年是企业实现减税利益最多的时期，两相对冲，可以实现对企业的最小冲击。以煤炭企业为例，近期秦皇岛煤炭库存持续下降，下游用户采购积极性显著回升，在这种背景下，资源税的改革短期内必然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否会影响煤炭生产企业的业绩，还要看价格能否将成本的刚性上升转移到下游，这取决于煤炭供需形势、各煤炭企业的议价能力，以及煤炭的需求弹性等因素。

　　另外，尽管当前财政政策定调为积极，政府正在实行结构性减税，但这与资源税改革并不矛盾。据有关专家测算，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以及增值税转型、出口退税下调等减税政策，将导致2009年的减税额度达5000亿元左右，加上去年的减税额度总计约有7000亿元的空间。而资源税如果出台，预计增加的税额约为100亿到300亿元，只是7000亿元的几十分之一，无损于保持结构性减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资源税改革可以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财政收入迅速下滑的压力，有助于将赤字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

　　资源税的要义在于提高资源开采和利用的效率，而决策则通常是短期和长期、今天和明天的选择。作出何种选择，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战略眼光与智慧。在推行资源税改革的问题上，无疑应着眼于长远。从长远大计着眼，“适时”推进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建立节能环保的长效机制，使我国在建立“两型社会”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使“保增长”的质量得以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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