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轲

　　大自然的修复能力太强了。

　　地震撕开的地表裸露处，长出了小草，远远看去像是披上了一层绿纱；地震震落的滑坡体下，白色小花开满山野；湍急、幽静的岷江河谷里，已经可以看见有人在建房、修路。

　　距成都市区70多公里的银厂沟，以前是四川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而今这里只留下长满荒草的塌屋和即将被掩盖的破碎山体。在九峰村遗址上，还摆着清明时节人们送来的几十个花圈。

　　这里是四川龙门山地震断裂带，是“5·12”汶川特大地震死伤人数最多、地表破裂结构最复杂、破裂长度最长以及破坏程度最大的地区。

　　“一年了，变化真快。”杨勇望着眼前的景象，一边开着车，一边对记者嘀咕，“再过几年，很多地震遗迹都会被草木掩盖。”

　　但地下仍不太平。据地震监测部门的统计，“5·12”特大地震以来，至今已发生大小余震2万多起。4月16日，身为中国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的杨勇，同CBN记者第三次实地考察龙门山地震断裂带。

　　1 神秘的“地开花”

　　汶川特大地震后，当地一度盛传地震时发生了“地开花”——即地震时，从地下直接喷射物质。

　　杨勇曾在专门的资料中，对“地开花”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银厂沟谢家店大滑坡体，前沿宽约800米，中轴线长度约1000米，呈扇状展布。沟尾出口处最宽不足100米，沟两侧不见高位冲刷侧痕，树木完好。震前滑坡体面上为茂盛的大树森林，地震时森林瞬间消失，被泥夹石块代替。”

　　“滑坡体和前沿停止处也不见树残枝，似煎煎饼翻了个儿，老百姓比喻的‘地开花’很形象。”而据杨勇称，在以往的各种地震记录中，还从来没有所谓“地开花”的描述。

　　“但从滑坡动力上分析有许多费解之处：地形较缓，前沿湔江谷地切割不深，对岸为一陡坡形成阻挡，滑坡运动流程不长，沟尾后山大型高位崩滑面不明显，物质缺乏动力和足够的通道。因此‘地开花’一说有一定道理。”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山地所”）灾害评估与减灾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孔纪名在震后多次到震区考察，也去过谢家店一带。但他认为，所谓的“地开花”不存在，应该是地震引发的滑坡现象。

　　孔纪名解释说，滑坡是构成斜坡的岩体或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沿坡体内部的软弱结构面（带）产生的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貌过程和现象。在滑坡的发生过程中，地震、工程爆破与机械振动、降雨、人工对斜坡的加载与开挖等诱发因素的作用，都会加快滑坡的发生过程。

　　据中科院山地所的观察，在龙门山一带，地震滑坡总体表现出距地震断裂带越近，地震断裂带活动性越强，滑坡分布越密集的特点。汶川地震中，地震滑坡主要分布在龙门山断裂带及附近地区，宽度约10～15公里。

　　孔纪名对“地开花”的解释是，属于“地震坠落-弹射-滑动型滑坡”类型，即位于高陡斜坡上部岩体，在地震中发生坠落，快速运动的块石（体）由于斜坡中部凸起岩层阻挡产生弹射，弹射块石推动坡面的岩土体发生滑动，形成滑坡。

　　例如，在“5·12”地震中，东河口山体在强地震的作用下，斜坡上部石灰岩中原有裂隙、不连续面不断拉裂、迅速扩展，地震时，沿灰岩与板岩接触界面高速滑出，由于滑床面向上反翘，滑体前缘高速凌空飞越冲向前进方向的沟谷后，以碎屑流的方式高速下落、流动，滑坡体犹如瀑布飞泻。从远处看，确实如“地开花”的景象。

　　孔纪名告诉记者，震后，中科院山地所按照汶川地震滑坡成因机理及运动特点，将滑坡确定为5种类型。“这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发现和科学总结。”

　　2 地质隐患

　　“一些引起极大关注和争议的关键问题还没有取得共识、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还没有突破性成果。”杨勇说，“我最想传达给外界的信息是，要高度重视西南地区重大工程建设的地质风险。”

　　不仅是对于“地开花”的关注，“5·12”四川汶川地震后，杨勇还第一时间向国务院紧急建议水库放水腾库、密切关注堰塞湖引发次生灾害，十多次深入灾区进行地毯式考察，并参与了国家相关部门灾后重建考察和论证。

　　考察发现，此次地震灾害具有地震、山体崩塌和生成持续地质次生灾害的复合型特征。杨勇将其描述为这样一种灾害模型：复杂的活动性地质断裂带＋强烈的地质应力释放＋破碎陡峻的高山峡谷地质环境和动力势能＋集群的生产建设（大面积山体开挖空虚）爆破开挖弃土＋震后持续性地质灾害规模性生成。

　　由于高山峡谷和滩多流急的河谷形态还在强烈的演变中，龙门山断裂地区强烈的地震活动频繁发生，河谷两侧高陡斜坡地上大规模的山体崩塌、滑坡屡屡发生。

　　考察发现，在“5·12”地震中，龙门山中央主断裂带沿线的村庄和城镇、工矿企业、基础设施几乎受到强烈地震和山体崩塌的双重打击，同时又面临着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威胁。部分电站大坝出现漫坝险情，个别引水式高水头电站管道压力井破裂引发滑坡泥石流。

　　杨勇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岷江上游、沱江上游、涪江上游、嘉陵江上游干支流河谷两岸发生了大规模山体崩塌和滑坡，尘埃四起，烟雾笼罩，大小江河上形成了一系列堰塞湖群，崩塌滑坡泥石流成群成带分布。213、317国道，303、302、105、106省道以及大量县乡公路多处被震毁和崩滑阻断，多座桥梁断毁。

　　中科院山地所、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震局等多家单位日前所作的《汶川地震重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称，“地震改变了重灾区山地灾害原有的发育现状和发育过程，急剧加速了重灾区及其受影响地区山地灾害的孕育和发生，形成了有利于山地灾害发生的成灾环境。”

　　“从地震开始，滑坡等次生山地灾害的影响能延续数年以至于数十年。”孙纪名说。

　　根据中科院山地所的分析，汶川地震已造成的崩塌，仅在岷江及支流河谷地带就有上万处。但受地震破坏而开裂部分岩体尚未完全脱离母岩，一旦有外力作用，即会崩落，形成崩塌或落石。近期崩塌发生的数量大，但规模不大，在2～3年后，崩塌灾害将逐步减少。

　　分析认为，地震后形成的滑坡－泥石流灾害链具有滞后性。目前重灾区滑坡转化为泥石流灾害尚不突出，但在进入雨季后，重震山区发生大规模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极大。

　　《汶川地震重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就未来地震灾区次生山地灾害情况进行了预测：

　　汶川地震后，地震重灾区的次生山地灾害将进入新一轮的高发期。崩塌灾害近期可能发生的数量大，但规模不大，在2-3年后，崩塌灾害将逐步减少，灾害将变为零星发生；

　　地震后的5年内，地震重灾区滑坡灾害将十分严重，尤其在雨季是滑坡的高发时段，滑坡可能主要发生在地震烈度≥7度的高烈度区，其次发生在河道内；

　　地震后的10年之内，汶川强震区的滑坡－泥石流灾害链将进入高度活跃期，泥石流灾害将是制约地震区恢复重建中严重的灾害。

　　3 生态重建之难

　　“大地震导致了四川生态环境损失巨大。”地震后，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后强曾多次进入青川、北川等地震灾区，对四川因地震灾害造成的生态破坏情况进行深入调研。

　　据李后强介绍，大地震使四川森林覆盖率已由30.7%下降为30.2%；全省有31个自然保护区受灾、29个森林公园受损，生态产业遭受重创；灾区泥石流堆积灾害迹地达343万亩，次生灾害隐患突出。此外，因主震区是长江上游重要水源涵养地区，大面积山体崩塌使得岩石裸露、土壤流失，植被自然恢复十分困难，生态损失难以估量。

　　中科院山地所的调查显示，在地震重灾区，因崩塌、滑坡及地裂缝而损毁（灭失）农田面积达177581.42亩，损坏的土地面积达823045.09亩。

　　由于主震和不断的余震，使得山地表面崩塌、滑坡广泛发育，植被受害严重，估计植被遭受严重破坏面积高达20万～30万公顷，并且种群数量在空间分布上有所减少，个别濒危物种受到严重影响。

　　四川是我国珍稀动物重要的栖息地。强烈地震及其大范围的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特别是大型山体滑坡，对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影响非常大，生态廊道被阻隔，食物链断节，危及动物生存，如大熊猫栖息地-岷江上游地区，地震及其次生山地灾害对大熊猫的生存造成影响。同时对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金丝猴、扭角羚、云豹、金钱豹等动物的生存也产生一定影响。

　　规模巨大的崩塌、滑坡还堵塞河流形成34个危害程度不等的堰塞湖。威胁290多个乡镇、1460个村庄（居民点），威胁人口512045人。“这些堰塞湖对灾区群众来说，仍然是个威胁。”孔纪名说。

　　在地震灾区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大大小小的崩塌体不仅严重影响交通，也给当地百姓出行安全带来巨大隐患。映秀以北2～3.7公里，去年地震发生后，历时3个多月苦战才抢通的老虎嘴崩塌体，时至今日不仅仍然完全挤占着100米宽的岷江，而且迫使河道切入右岸67米。

　　“老虎嘴崩塌体规模巨大，是这次地震对岷江及公路岸坡危害最为严重的一个崩塌体。”中科院山地所研究员王全才说。

　　王全才正在与有关部门研究老虎嘴灾害防治方案。据介绍，与其他几种地灾形式不同，老虎嘴滑塌体同时存在上部崩塌、落石和本身浅层失稳的问题，特别是在大雨及暴雨期间，将会发生坡面泥石流，使公路受阻。所以除了针对坡面泥石流的工程外，也需要采取在公路附近增设明洞的方法，以提高安全等级。

　　“目前工程正在施工中，但因灾情特殊，交通干扰极大，进度比较缓慢。”王全才说。

　　4 改变发展模式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在这块脆弱而活跃的土地上长期进行的开发建设：森林砍伐、水电建设、采矿活动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杨勇说。

　　据介绍，大渡河水电开发工程处在鲜水河地震活动带上；雅砻江水电布局与安宁河-则木河地震活动带相邻；金沙江溪洛渡电站位于雷波-永善地震活动带；虎跳峡一库八级位于丽江-程海地震活动带；澜沧江-怒江水电站规划电站群也位于三江并流构造活动带上。

　　“上述水电规划建设布局与岷江流域、龙门山脉处于相似的地质环境背景。”杨勇认为，通过对“5·12”地震的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人们应该更科学地调整水电建设和矿山开发的布局。

　　《汶川地震重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也称，“地震重灾区由于特殊的地貌与地质条件，加之地震、降雨以及人类工程、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影响，使该区域成为山地灾害最为发育的地区之一。”

　　杨勇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水电建设进入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时期，特别是西部大小河流上呈现出同时启动、集群、无序、失控开发的态势。

　　杨勇发现，江河调节调配调度机制不健全、用电市场预测不明细、投资预算不计生态和社会成本、地震、地质灾害研究和评估草率、江河功能分配调节矛盾尖锐、流域规划未定，灾害性水患频发、江河水污染等是目前我国江河开发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调查发现，按目前水电建设规模，到2020年将达到3.28亿千瓦，这期间将还有一批在建的大型火电、核电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同时建成，即使不计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产业调整的影响，电力产能的这种陡增态势，势必会出现阶段性过剩，再加上我国宏大的节能减排、产业优化升级等措施的逐步实现，我国电力装机将出现过剩的局面，届时江河因电站建设而需要的生态修复，移民发展的投入将无法保证，并形成一系列金融信贷连锁反应。

　　李后强认为，四川灾后生态重建，必须突出强调绿色循环发展。生态重建应该遵循生态文明要求，按照生态治理路径力求实现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参与、绿色安全的有机结合。

　　“所有新建项目必须进行环评，绝不能让污染项目成为重建项目；坚决淘汰落后生产力，特别是污染型企业和项目。”李后强认为，生态重建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良好的互动协作是其核心组成部分。他呼吁，应积极创建预警、应急、协调、监督机制，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

　　杨勇以及中科院山地所多位专家认为，在经历了2008年特大自然灾害和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需要深刻反思，紧急刹车，改变发展模式，用拯救经济的4万亿措施和全国各省市近18亿投资计划，重构可持续科学发展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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