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监会监管职能首次落地

　　2000年，就在我们迈入新世纪的那一年，上海的金融监管体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一年，上海保监局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在浦东正式挂牌成立了。

　　这是上海保险监管体系建立的一大里程碑。

　　从那一天开始，上海的保险业监管职能从央行上海分行正式转交到了上海保监局。从此，上海保险业有了自己专门的监管机构，也意味着上海分业监管格局初现。

　　以2000年上海保监局成立为起点，截至2008年底，上海拥有分公司以上保险机构从23家增长到101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达283家，保费收入从127.69亿元到600.06亿元，增长了3.70倍。

　　本版撰文 张飒

　　■见证时刻：2000年4月25日

　　■见证人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上海保监局党委书记孙国栋、局长马学平、局长助理李峰、办公室主任王文璇、法制处处长吴清华

　　■见证地点：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33楼

　　记者寻访

　　接手监管职责豪华筹备阵容“落地”上海

　　1999年12月8日上午，一架从北京起飞的飞机缓缓驶入虹桥机场停机坪，飞机上坐的是时任中国保监会财险监管部主任周延礼。从这天开始，周延礼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上海保监办筹备组负责人。当周延礼迈出机舱“落地”上海的一刹那，上海的金融监管体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上海保监办同时“落地”了。

　　在央行上海分行10位“老监管”面前，周延礼伸出双手同原央行上海分行行长吴晓灵有力一握，上海保险市场监管职责由此正式交接。

　　次年4月25日，上海保监办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广州也相继挂牌。成为中国保监会的第一批派出机构，2004年2月6日，原上海保监办正式更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简称“上海保监局”)。

　　这是一个由原央行上海分行的两个保险科——外资处的外资保险科与非银处的中资保险科发展而来的正局级单位。也许与其他局级机构相比，上海保监办在草创时期的数十人的规模真的有些小，但与保监会陆续成立的32个派出机构相比，如此“监管阵容”已很“豪华”，“许多地方的派出机构在成立时仅有两三人。”

　　上海保监局局长助理李峰告诉记者，由于上海是中国经济开放度最高、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大量外资机构的进驻，迫切需要配套的外资保险机构及国际化的保险服务。“作为外资保险机构必争的战略高地，上海出现在首批派出机构的名单上毫无悬念。”

　　见证首单

　　首项重点工作向高校“借脑”成立智囊团

　　不管是一个机构，还是一个家庭，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颇能够看出今后的走向。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上海保监局成立之后的第一项重点工作既非突击检查，也非开出罚单，而是向高校“借脑”，成立了为上海保险市场发展建言献策的“智囊团”——上海市保险发展规划项目研究室。现在看来，这一举动相当有远见。有了方向，才不会迷失前行的路途。

　　这或许是一条迅速把脉上海保险业市场的捷径，为人谦和、儒雅低调的周延礼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保险研究所的徐文虎教授一见如故，2000年8月3日上海市保险发展规划项目研究室在复旦大学挂牌成立。

　　“脑库”集中了在沪各大高校的保险学专家和学者，上海保险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规划、国内第一个保险业发展景气指数等许多在时代背景下颇具创新色彩和前瞻意义的规划项目，都是出自这个“为上海保监局和上海市政府保险决策提供参考的咨询机构”。

　　“当我们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才体会到这第一项重点工作的深意。有计划地开展监管工作、保持稳定的监管思路，是对一个市场的呵护。”即使相隔9年，周延礼昔日的部下们依然对他开创性的工作思路钦佩不已。

　　上海保监局局长助理李峰告诉记者，保险是舶来品，从诞生起就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在发展，国外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设立“脑库”这种理论先行的模式，既是为市场探路，也是市场高速发展的强大后盾。“在上海保监办成立9年后，上海保险公司从23家增至101家。”

　　记者还了解到，这种业界与学界的联姻还促成了复旦大学保险系在2002年的建立，在复旦大学保险学系网站上至今保留着这样的介绍：“研究室集中了上海各大高校的保险学专家和学者，为保险系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

　　记者手记

　　监管的真谛在于对市场的培育

　　采访接近尾声时，记者问王文璇，监管工作最难的究竟是什么？大多数人都认为，监管者总是扮演着“高高在上”、“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角色，监管与市场创新也仿佛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

　　王文璇的回答出乎我们意料。“最难的不在监管尺度，而是对监管理念的秉持。不同甚至相悖的监管措施更可能令这个市场遭受重创。”

　　王文璇干脆利落的回答一语道破“监管”的真谛，不在“管”，而在于对市场的“培育”。这是上海保监局最初的也是9年以来一直延续着的思考，而经过一次次的摸索与创新，它更渗入到每一位保险监管人员的血液里。

　　从上海保监局正式落地上海算起，上海保险市场从2000年的23家保险机构扩容至数百家，保费规模也递增了3.70倍。

　　上海保险市场在这9年间的壮大就犹如从婴孩长大成人，而设立脑库、创建网站、制定保险景气指数等等，这些细数起来不下十条的创新监管措施，正是一路同行的上海保监局对这个市场尽心尽意、默默呵护的最好见证。

　　见证首单

　　首次专项会议先破题车险“老大难”问题

　　之所以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要在两年之后设立地方派出机构，主要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的迅速扩容，保监会单凭巡检已难以让监管措施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屡犯屡查，屡查屡犯”，地方保险市场甚至一度出现监管的真空状态。

　　车险的治理工作从来都是“老大难”，因此上海保监办成立以后的第一个专项会议就是2000年首次车险工作会议，也由此展开长达9年在车险监管上的探索与创新。

　　上海保监局办公室主任王文璇坦言，车险之乱，直接危及保险公司的声誉和经营，最终损害的是投保人的利益。“无序竞争”、“明折暗扣”令保险公司伤痕累累，而车险代理人对保费的“暗渡陈仓”直接导致投保人款项不到位，发生事故索赔难的尴尬。

　　2003年底，随着上海保监局领导层履新，新到任的两位局长孙国栋和马学平下了死命令——上海要率先破题车险。

　　2004年3月上海保监局与上海市公安局开发启用机动车辆联合信息平台，试行车险费率与交通违章纪录以及保险公司理赔纪录挂钩的费率浮动机制。根据这一机制，当年的车险费率不仅与车主前一年逆向行驶、闯红灯等交通违章行为的风险隐患挂钩，还要与前一年的交通事故，即保险公司前一年的理赔纪录“挂钩”，若没有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就给予次年10%的费率下浮，累计最高不超过30%。由于费率的厘定需要参考了两项指标，这种做法在保险业被称为“双挂钩”，在业内是第一也是唯一。

　　“上海的政府官员很SMART(有智慧)，运用经济杠杆来‘排堵保畅’，我们一拍即合。”李峰告诉记者，前期的舆论宣传工作，例如在各大媒体上发布通栏广告，实际提前两年在2002年就启动了。“这主要考虑到一项新的政策出台，老百姓都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并且2004年的费率需要参考2003年的行车纪录，这就必须确保每一位车主在2003年以前知晓这项新政。”

　　从历年的统计数据来看，35%的投保人都从这项新政中受益，真正实现车险费率的下浮，而经“双挂钩”上浮费率的投保人仅占10%左右。

　　当记者问及从去年12月8日零时起全面实施车险的“见费出单”，王文璇坦言，虽然这一次上海没有继续扮演“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但在做法上继续创新。“我们将银联引入原先的机动车联合信息平台，实现平台与结算银行、银联的对接，形成一个由公安、银联、结算银行、保险公司四方构成的大平台。只有当平台通过银联实时确认保费到账，各个保险公司才能根据平台的指令生成正式保单和保费收据。”

　　“无论哪一方试图违规操作，都无法实现。”上海保监局法制处处长吴清华认为，这确保了车险保费的透明化运作，由于实收保费不足而引发的惜赔和不赔的现象也将有根本性改观。

　　首个专业网站数据自行“报警”效能提高

　　“监管部门到底怎样监管？监管什么？我们思考了很久。”李峰告诉记者，监管部门最关注的，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治理结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还能否维持正常经营，投保人一旦遇到风险能不能获得应有的赔付，“我们最贴近市场一线，所有的监管最终都回归到保障保险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就在2000年上海保监局刚成立时，放在十几位工作人员面前的，是一个由23家保险机构且中外资公司同台竞争的市场，如何有效监管进而保障保险消费者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十分为难。由于监管工作刚起步，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计算机管理系统，“每家公司只报上来资产、损益、业务等几张报表，只要这几张表上的科目‘轧平’，我们是很难了解到保险公司真实的经营状况。”

　　2000年底，上海保监局着手建立网站，他们希望借助网站所构筑的平台，实现监管方式和监管效果的双重飞跃。李峰告诉记者：“当时的要求是能够做到各家公司通过各自的用户名和密码，完成财务报表的全科目远程上传，通过网站收集来的数据，我们可以任意抓取进行财务与业务的分析以及监管。”

　　几乎同一时期，上级部门保监会也着手网站开发的筹备工作。这意味着上海保监局自行开发的网站生命力可能无法长久，一旦保监会的网站连通，就将退役。但是周延礼当时的态度很坚定：“哪怕只用几个月，也值得我们去做。”

　　可不要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说到这里李峰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当时大家不怎么重视信息化，一到开会，总有人半途溜走。所以开第一次信息化工作会议，我们特地把参会代表都拉到青浦去，把会场的后门锁上，一个也逃不走。”

　　2001年底，整个系统开发工作基本完成，2002年上海保监局的网站正式开通。李峰告诉记者：“系统不仅可以对大起大落的数据自行翻红、翻绿，达到自动预警的功能，并且只要一个数据造假，必然会牵出一连串的问题数据，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数据真实性。”

　　这项依托网站和系统进行数据传输、统计、分析的创举，大大提高了上海保险市场的监管效率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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