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上海老行长讲述往事

　　在欧阳大厦17楼，见证了诸多上海金融改革“第一”的龚浩成，神采奕奕地向记者讲起20年多前筹建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见证时刻：1990年12月19日

　　■见证人物：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

　　■见证地点：黄浦路15号

　　中山东一路23号、现中国银行大楼，最初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的“指令”，引领上海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方向一步步迈进。本报记者施培琦实习生贺佳颖摄

　　1988年，上海成立了外汇调剂市场；1990年，上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就在这段时期，上海有了第一个证券公司、第一个股份制银行、第一个信用评估机构……在采访这些“第一单”的时候，有一个名字一再被提及——龚浩成。他是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是筹建交通银行的主要成员，还是友邦保险进入上海的推动者。

　　凑巧的是，在按年代梳理已经见报的“第一单”时，突然发现大多数的金融创新都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那段时间担任央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也正是龚浩成。

　　30年过去了。回过头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最激情洋溢的年代，正是那个年代的一系列大动作，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最初的雏形。

　　本版撰文记者金蕴

　　康平路会议定调三人领导小组筹建上证所

　　龚浩成见证了上海金融改革太多的“第一”。2月底，在欧阳大厦17楼，龚浩成向记者讲起了20年前的上海金融往事。

　　龚浩成今年已经83岁了，看上去精神很好，声音洪亮。谈起当年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过程，龚浩成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说起上证所的建立，不能不提的是著名的“康平路会议”。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出现了外资撤资现象，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也因德国资金的撤离而面临着中途停工。龚浩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形势异常的严峻，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揣测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向哪里走？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9年12月4日，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整天，专题讨论金融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龚浩成及另两位金融专家华东师大的陈彪如、上海财大的刘波也应邀到会。

　　会议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面对外资撤走，如何加快金融改革？二是建立证券交易所以及引进外资银行的问题。对于引进外资银行，大家没有异议。会上争论最大的是有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朱镕基拍板：“老龚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会后，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贺镐圣3人组成的筹建上证所领导小组。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搞证券交易所确实风险很大。不少人对龚浩成说：“老龚，千万不要搞这个，将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就会从这里产生。”

　　“压力非常大”，龚浩成回忆道——“当时，朱镕基对我和李祥瑞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证所成立了，我遇见朱镕基又提起这件事，朱告诉我，在筹建上证所之前，他曾当面向邓小平报告过，邓小平说：‘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

　　证交所办成关键有权向朱镕基直接汇报

　　“三人小组”成立后，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那个时候我们兵分三路筹备交易所。一路负责制定法规章程，参与的人员有冯国荣、王华庆、王定富；一路由尉文渊负责找地方、装修等具体筹备工作；还有一路人马直接对‘三人小组’负责。后期楼继伟等都参与了进来。”

　　将近20年过去了，龚浩成对筹备上证所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能做成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其中一个是‘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我们3个人分别来自央行、交行和体改办，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每个决定都要通过各自单位的党组讨论，那么决定一件事情必然要花费不少时间。更何况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那就更麻烦了。这个时候直接汇报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可以不必受别人干扰，可以不必顾虑单位意见，事后再寻求统一。这样就大大加快了办事的进程，减少了阻力。”

　　另一个因素就是大胆创新设计了“大小非”制度。龚浩成表示，如果当时不搞“大小非”，中国股市不要谈什么突破，连存在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即使在19年之后，龚浩成忆及至此，对上海人办事的“个中智慧”还颇为自豪。龚浩成说，这就是中国特色。

　　向野村证券取经带回两箱书写出6篇论文

　　采访之前，记者看了不少关于筹备上证所的文章。很多文章都说筹备的时候一切都是自己摸索的，并没有去国外取过经。龚浩成告诉记者，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行长这个层面，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早在1986年，刘鸿儒就组织了央行全国13个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费用全部由野村证券承担。

　　或许是经常思考的缘故，83岁的龚浩成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居然能够一个不漏地记起20多年前的13个分行的名称：“有江苏分行、南京分行、苏州分行、广州分行……去学习的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分行，都是一些在接下去几年中可能会成立交易所的地方。”可以想象，在即将到来的“大浪潮”中，各地的行长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从野村证券回来以后，龚浩成对怎么搭建证券交易所有了完整的认识和充分的思考。“从日本足足带回来两大箱子书啊，光是怎么筹建交易所的论文就写了6篇！”

　　受深圳报纸启发办汇市

　　除了证券市场，在龚浩成当央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还筹备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市场——外汇市场。龚浩成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国内的外汇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龚浩成讲了个故事给记者听：“当时我们30几人一起去美国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经济学院的一个项目管理培训，美国方面给我们每天100美元的生活补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啊，每天100美元的费用应该说是相当高了。可是事实上，我们每天的零用钱是不可能拿到那么多的，而仅仅只有2美元，剩下的98美元都必须交回给国家，因为当时国家外汇实在紧张啊。”

　　在这样的局面下，龚浩成当时有了很明确的一点想法就是，外汇市场一定要办。但是具体怎么办，还不是太清楚。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小典故”，促成上海外汇市场起步的居然是深圳一家报纸。

　　“那天我在看深圳一张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能不能进行商品调剂。突然灵光一闪，对啊！调剂，外汇能不能调剂呢？先在企业之间进行调剂，这样就不涉及到外汇流失了。”就是受深圳报纸上这篇文章的启发，上海的外汇调剂中心就此起步，慢慢成长为今天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记者手记

　　要在上海把金融市场一个一个搞起来

　　1947年，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龚浩成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浩成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带给他“养份”的学界大家，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天。“学了那么多东西，我只记得三个人：亚当·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

　　在这3人的引领下，龚浩成很早就有了开放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初，龚浩成还在上海财经大学做系主任时，上课时就足足讲了3个小时的证券。“我上课是有些‘歪门邪道’的。当时其他老师都反对啊，他们认为上课就应该按教学大纲嘛，怎么可以讲这些呢？”那个时候，龚浩成已经在校园里开始了对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最初传播。而一批批听着“歪门邪道”课程长大的学生们，如今正在上海各大金融机构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来到央行做行长的龚浩成当时思路很清晰：市场方面，要把证券、外汇、拆借、贴现等市场一个一个搞起来。每年办1—2个创新的东西，把国外有、我们没有的东西全部做起来。体制方面，打破央行“大一统”格局，让工、农、中、建承担起了更多的职能。

　　现在看来，正是这些创新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和框架。退休20多年的龚浩成至今还有一个遗憾，他告诉记者，有两个市场是他当年一直想做却始终没有做起来的——一个是贴现市场，另一个就是离岸市场。“这两个市场没能做成，实在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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