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记者 李晔斌/文

　　 “做官还是做职业经理人”，强政府弱投行孤芳自赏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大投行？”当理财周报记者把问题抛给包括中金、国金、中信和广发等诸多业内知名保荐人时，他们的回答是，“上海怎么会出大投行？”

　　 业内人士不假思索的回答似乎与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相左。

　　 曾几何时，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资本市场的发源地，上海投行风光无限，几乎垄断了本地企业上市的全部项目。

　　 如今,上海投行已显著落于北京、深圳等同行之后，甚至被他们轻蔑地反问。

　　 券商是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而其中投行业务又被视做券商综合实力考量的基础，没有大投行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然难以让人信服，于是问责之声落在了海通证券、申银万国、东方证券等得到了太多的政策呵护，却又耗费了太多资源的本地大型券商之上。

　　 我们希冀在纸上为上海投行号脉，探究被赶超的缘由。

　　 总经理常换，副总经理说了不算

　　 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注册的券商数量多达16家，冠绝全国。

　　 但“家家都想当老大，结果谁也成不了老大”。这是上海一券商人士的说法，“以上海证券为例，此前上海国资委早有将其并购入几家大券商之意，但公司高管硬是顶着投行业务零记录的尴尬，自行发展至今。”

　　 如果两家券商合并，投行部门实力自然提升一个档次，对于上海大投行概念而言优势明显，“但问题是原来做领导的合并后要听命于别人，这自然谁都不愿意”。

　　 在权衡各方利益后，上海地方政府试图券商间强强联合，甚至是弱弱联合的构想只能一再延后。

　　 事实上，为了在本地缔造金融巨头，上海国资委却一直都在努力：不仅规划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东方证券、海通证券等龙头券商上市事宜，亦对几家券商的股东不断整合，但至今尚未与中央汇金就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两家券商的股权事宜理清脉络。

　　 运用政府之力，将多家企业捏合为集团，已成上海经济的一大特色。但股东一旦更换，包括公司高管和理念都将有所改变，在不确定自身仕途前景的前提下，公司高管将投行业务做大的决心自然无从谈起，“上海投行面临的尴尬是副总经理没有多少话语权，而老总却经常变动。”上海一接近投行业务的律师向记者表示。

　　 在国内金融业的几种业态中，最大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公司甚至创投公司都不在上海。虽然上海金融国资所占比例位居全国翘楚，但市场管制较严且水平不高，仅从投行业务而言，上海强势政府主导的弊端在与深圳、北京等地横向比较中凸显。

　　 做官还是做职业经理人？

　　 强势政府的另一面是弱势企业，上海投行亦不例外。这里所说的“弱企业”并不是规模、实力之“弱”，而是指企业过于依赖政府。

　　 显而易见的是上海几家大投行，主要干部都是组织人事部门委派的，上海金融工委仍然习惯把本地券商看作是一个下属的部门，因而许多投行高管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作“企业家”，个别人甚至自潮是“一纸公文干部”，潜意识中“对政府负责”重于“对市场负责”，缺乏力争上游的激情。

　　 “我曾在上海一家投行呆过一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等级森严。”一深圳投行人士直言上海有些投行领导至今还在犹豫，自己到底是想做官还是做职业经理人，“可以想象如果定位在官员的职责上，则首要目的是将风险降到最低，不犯错。不会想到创新，亦没有将投行业务做大的决心。”

　　 上海各金融机构高管有“市管干部”和“委（指市金融工委）管干部”的等级分别，市场引进人才的机制并不健全。“上海的金融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的机制，在这一点上深圳走在了前面。”上海的一位金融高管说。

　　 他介绍，近年来，深圳、北京等地由专业人士执掌的金融企业取得了飞速发展。而上海的几家大投行，则都在上海金融工委大一统的领导下，其主要领导人是市金融工委统一管理的领导干部，由干部管理的企业，与由企业家管理的企业，竞争结果显而易见。

　　 这种高管人员的配置导致“官本位”思想盛行。采访中，曾有一位券商高管向记者举例道，“比如我在投行部门实行激励机制，保荐人的激励机制以业务为导向，但实施没多久，就有上海本地中层干部抱怨，无法接受部下比他的工资或者奖金拿得多。”

　　 这位高管指出上海人追求稳定，本地投行管理部门拿的基本上是平均奖，在市场比较严峻的时候，做业务非常辛苦，往往就会有很多人的注意力从业务部门转向管理部门，“去年下半年一个保荐人跑到我办公室说他不想做业务了，要去做管理，为什么呢？旱涝保收，这就是典型的‘官本位’思想。”

　　 “据我所知，深圳的国信等券商就能很好地控制这种激励体制。”接近投行业务的上海律师向记者表示。

　　 孤芳自赏的尴尬

　　 “上海券商的企业文化根本不适合做投行业务，在周遭找不到理想项目的情况下，很少见他们主动跑出去找机会。”一深圳投行人士告诉记者，“以上海的人民广场为中心，向任何一个方向跑两百公里，多数地方比上海都富一些。但自觉高贵的上海投行就是放不下身段去做中小板上市1000万的小项目。”

　　 但事实上，上海投行的高贵更多是孤芳自赏，监管政策制定上，上海投行又远不如北京更为便捷。“一行三会”的总部皆在北京，而且在中国宏观经济更多依赖政府的历史背景下，这一点优势显得尤为显著，外来者如瑞银证券、高盛高华都将总部设于北京。

　　 数据更为直观，源于中国证券业协会的2008年证券公司股票主承销家数排名中，深圳地域券商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依靠众多中小板企业上市项目成功占据前列；而另一项2008年度证券公司股票主承销金额排名中，中信、国金、银河等位于北京的券商依靠资源优势几乎垄断了去年仅有的几项大额承销项目从而排名居前。

　　 上海投行亦有自己适宜的项目，“他们最喜欢做中型国企的项目，因为‘又官又商’的相同背景让彼此沟通起来颇为舒服，如上海机场、振华港机等，但类似企业资源早在上世纪就差不多全部被上海国资委安排上市了。”

　　 没有相关的IPO，几家本地投行只能争抢类似去年上海电气等并购项目，最后被海通证券拔得，“本地企业融资并购是一条路径，也是本地政府能帮忙的，但一直以来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上海一券商投行业务部副总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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