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在自由撰稿人Tom Orlik《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一文上批示：“请在我局内外网上转发Tom Orlik先生的文章，真实可信不仅是我们履行职业责任的要求，也是自觉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的要求。让我们方方面面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中国统计数据质量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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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Orlik：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时期的GDP统计

　　鉴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统计应该说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外公布了有关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的比较及时、准确和全面的数据。而国家统计局从明年第一季度起开始提供GDP环比数据的计划，更是朝着与国际标准接轨迈出了新的一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统计体系不存在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约10万名负责汇报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的工作人员在应该忠于哪级领导方面的不同。

　　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过程中，国家统计局仍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省市县等各级统计部门输入的数据。这些地方部门的工作人员首先要忠于当地的党政领导，没有这些领导的批准，他们的报告就无法提交到上一级统计部门。由于当地党政官员的仕途同推动当地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紧密相关，因此也就明显存在人为上调产值数据的动机。

　　过去，这种扭曲的动机结构导致了对中国GDP报告准确性的强烈质疑。许多评论家认为，1998年亚洲处于金融危机时中国官方公布的7.8%的增长速度夸大了实际数字。能源消费、航空旅行和非加工进口数据都显示，实际的增长率要低得多。当时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令朱镕基发出了“猖獗的弄虚作假”已经席卷了统计报告系统的感慨。

　　十多年后，面对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府坚定的“保八”承诺，人们难免会质疑弄虚作假者是否会扭曲2009年的GDP数据。但如今中国的统计系统已经不同于十年前，统计数据的制造者面对的动机可能也比乍看之下更加复杂了。

　　在过去，人们担心的是虚增产值。而如今，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可能意味着地方官员存在低报产值的动机。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中国区研究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资金有待争夺，地方官员可能存在夸大当地问题真实程度的动机，这样就更有可能得到额外的资金。未公布的产值可以在今年晚些时候加入到增长数据中，从而让当地显得对刺激措施做出了良好的反应，加速走出了困境。中国政府认为2009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是“前低后高”，（而不像2008年是“前高后低”），这可能恰好为地方官员做出所需的调整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不过，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霍尔兹（Carsten Holz）看来，这种统计系统不再像以往那么容易受到这种当地的操纵。虚增产值的主要渠道始终是国有企业的生产数字。根据目前的体制，中国5，000家最大的企业──约占工业产值的50%──直接向北京的国家统计局汇报。对于其余的企业，国家统计局会进行抽样调查，而不是依赖于当地的报告。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体制就不存在问题了。但它确实意味着当地官员歪曲产值数据，虚增产值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现在对地方部门在报告中歪曲夸大增长率的可能性或许是过度担忧了，但在国家级层面仍存在误报的风险。香港理工大学教授伍晓鹰（Harry Wu）指出，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从最初估计的11.4%上调到了令人吃惊的13%──这番修正也说明政府在2008年上半年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合理的。国家统计局也有抑制或推进GDP计算方式改革的余地，这种改革既可以推高也可以压低增长率。在经济过热时，他们自然会提出压低汇报增长率的改革。在目前不景气时，统计局则会对引入能够推动汇报增长率上升的创新统计方法更感兴趣。

　　但是，如果说国家统计局面临“保八”的政治压力，他们也同样面临来自民众的要求官员真实统计、准确反映中国经济衰退的压力。对工厂业主而言，如果订单减少，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那就是表明市场低迷的清晰信号，比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任何数据都更说明问题。相反，如果订单上升，货物源源不断地推出工厂大门，那就明确显示经济活动正在回升。如果外出打工者都闲在家中，看着自己的父母务农，看着存款一点点减少，那么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数据根本无法让他们相信经济正在快速增长。

　　随着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数据点通过短信、网上社区和媒体报导到处传播，中国公众对经济状况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不会接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不符合切身体验的报告。在今后一年里，社会和公众将有无与伦比的机会监督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

　　（本文摘自《华尔街日报》专家论坛。作者Tom Orlik是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曾任英国财政部政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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