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磊

　　国企高管层们的“天价薪酬”可能将被进一步抑制。继财政部上周出台的金融机构高管“限薪令”之后，一项针对全体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规定也有望在近期出台。这样的“扩容”目前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赞同，毕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过高的国企高管工资不仅与国企下滑的效益不相符，也不利于平衡部分失业民众的心理落差。

　　实证研究表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程度的影响因素包括失业率、贫富差距和财政赤字等。前两项指标的加大很容易造成民众心理的落差增大，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称，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因此，通过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来平衡民意就成了政府的政策选择之一。另外，财政赤字的加大和国企收益的降低同样给予政府插手干预国企高管人力成本的理由。2009年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比上年增加5700亿元。国企效益方面，2009年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去年利润连续5个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营业收入与税金多年来也首次出现下降，利润降幅进一步加大。中央企业有116户实现盈利，比去年1-12月盈利户数减少26.1%。这些数据的出现都成为政府在这个阶段实施薪酬管制措施的政策动因。

　　在国企高管薪酬管制问题上，也不能忽视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在这点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前表现出同质性。只是将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宏观层面的各类社会公平、财政赤字等约束，局部化为地方性的相应的指标约束。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角度看，经济外围环境良好则地方政府倾向于放开国企手脚，给予其较大的自主权以期求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而当经济外围环境较差的时候，则可能为降低本地赤字、避免更多失业和缩小本地收入差距等考虑，降低本地国企的经营自主性，这包括对国企高管实施成本削减式的薪酬管制。

　　但这种薪酬管制却未必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国企内通用的薪酬替代方案首先是在职消费，因此实施薪酬管制之后，最终的高管人力成本未必降低多少。其次是灰色收入，高管们为了维持自身收入水平走“灰色”路线，以弥补薪酬降低的心理失衡。最后就是消极工作，这会引起国企在经济危机期经营效率降低，竞争力减弱。出现这些的弊端的关键原因是，国企身负就业、公平、财政等多元化的社会目标，而经济收益仅仅是其中一种。与之对比的是，高管们的目标指向比较单一，即经济利益。这就很容易造成国企目标与高管目标之前的不一致，最终造成国企薪酬管制下高管们的行为扭曲。当然，因为国企的行政性质方便国家以更高行政职务作为回报，部分高管会将这一部分政治收益作为薪酬收益的替代品。

　　尽管有这些弊端，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扩容”仍然成为政府当前的政策选择，这再一次说明了国企所背负的多元目标之沉重，以致国企始终难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代理人激励制度，而当前经济危机的局势则使得这一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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