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经过巧妙设计的调查问卷 一个令大多数人迷惑的民调结果
北京市交管局曾考虑于4月10日解禁“限行令”,但最终却风云突变,限行继续
风云突变。
当人们尚沉浸在清明节小长假的休闲氛围中时,北京市交通委却突然宣布继续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并同时公布了一份足以支持这一决定的民意调查结果。而一位接近北京交管局的人士却明确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直到2009年3月底,北京市交管局还十分偏向于4月10日解禁“限行令”的政策思路。
十多天内,风向突然逆转,紧接着是三家“民调机构”(零点调查、社情民意以及中观调查公司)发布了三份支持限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然而,这次政策出台前的“民调”,却让大多数人感到疑惑。民调显示,约85%的市民支持“每周少开一天车”的措施,80%以上的有车人士和93%以上的无车人士支持该措施继续实施。于是,“民调”成为了这次“继续限行”争议的核心所在。北京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则表示,“目前试行的交通管理措失是有依据的,但会进一步完善。”
还原这次引人疑惑的“民调”结果出台过程,便足以窥见“限行令”何以“风云突变”。
谁在“民调”
“今年2月份,北京市交通委找到我们,委托我们做关于北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的民意调查。”零点调查该项目总监吴垠对记者说,“此时距4月10日限行结束已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距调查结果向交通委提供的时间更紧了。”
拿到该任务后,零点调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精心地设计问卷并与市交委负责人沟通接洽,最终问卷定稿,开始进行电话访问。
吴垠对记者介绍,该项目时间非常紧,丝毫不敢怠慢,采用随机抽样进行电话调查,并规定不得在工作时间、午休时间进行电话调查,必须选择在工作日的晚6:00~9:00以及周末时间。
社情民意的情况大致与零点调查所述一致。据记者了解,该调查机构的上级归口单位为北京市统计局,带有一定政府背景。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杜子芳教授介绍说,通过第三方的调查数据作为政府决策依据经常被国外政府所采纳,但是政府请求第三方的数据支持往往需要“货比N家”,同时会请几家不同的调查公司背对背地做调查。
零点调查一位负责该项目的人员对记者说:“北京市交通委委托我们做这件事时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不可能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即使招标,凭借零点在调查界的公信力及影响力,我想中标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该负责人对记者说,社情民意是统计局下面的机构,以往很多热点话题的调查结果,数据可信度我自己都表示过质疑,“但这次你会发现,对于广大市民是否支持限行,我们调查的结果比社情民意还高一些,证明在这事上,公众的认可程度是相当高的。”而另外一家参与此项工作的中观调查公司则与发改委关系密切。
调查了谁
3月12日下午3:00多,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退休市民蔡先生家的座机电话响了,这是调查公司打来的电话,访问关于机动车尾号限行问题。蔡先生很配合地完成了该调查,通话时间约在10分钟左右。
蔡先生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具体是哪家调查公司我记不清了,说得很快,我也不太关注。大致的问题是问我是否有车、年龄等基本情况,接下来都是5分制的选择题,主要有:少开一天车是否对大气有改善?少开一天车有没有缓解交通?为缓解交通压力是否支持少开一天车等。”蔡先生系无车一族。
3月12日是一个周四,正常工作日,时间也是工作时间,社情民意公布的样本回收数为3641份,零点调查3603份,总共不足8000份,至于这8000份问卷当中,采用多少蔡先生类似的受访对象,三家机构均未告知,但唯一可以肯定地是,三家调查公司不可能只在下午3点的时段,唯独仅仅拨通蔡先生一家的住宅电话,进行关于机动车限行的问卷访问。
显然,下午3点钟能在家接受电话采访的像蔡先生这样的退休职工,并不需要开车在早晚高峰上下班,在社会学、统计学上,这样的样本都不属于社会活跃人群,并不具代表性。
“社会上有多少类人群,其调查回收的样本数就不得少于类总数。”杜子芳教授简单介绍了这类社会调查比较科学的方法,“有些人群在总调查数量中占得较小,无法覆盖甚至还要增加这类人群的样本量。”
口径一致
令众多专家、民众不解的是,北京市政府以及三家调查机构,始终拒绝公布此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
更为微妙的是,新浪汽车曾与《北京交通台都市调查组》栏目及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网络调查,但最终这份网络调查被要求切换至后台,不得在新闻页面上呈现。
记者辗转获得了这份网络调查的结果,该调查总计回收问卷2875份,在“限行对北京交通状况是否有所改善”问题所获的结果是,35.2%的受访者认为改善不大。而在如何应对限行带来的不便时,多数受访者选择用两辆车轮换使用的方式应对限行,在参与调查的有车人群中,选择“再买一辆新车,两辆车轮流使用”和“限行当天改乘地铁或公交车”的比例分别为50.7%和30.5%,其多数调查结果,均与交通委公布的数据相去甚远。
正是这样一份问卷调查结果,在4月6日之后,被禁止在网页上公开体现,相关人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领导要求”。
“调查客体的背景不同、问卷设计不同、调查方式不同,其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不同调查结果进行比较,要研究具体问题是否具有可比性。”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杜子芳教授对记者说。
记者联系了零点调查和社情民意两家调查机构,希望拿到他们的调查问卷,得出的反馈是:该调查是受北京市交通委委托的,不能对外公布,问卷应向他们要。记者致电北京市交委宣传部,他们表示该新闻的发布由市委宣传部统一部署,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说问卷需要上报领导给予回复,至记者发稿止,尚未得到该两家调查机构的问卷。
杜子芳教授说,任何一项调查结果出来后,都应该将调查问卷公布,如果对结果表示质疑,可以通过相同问卷的再测试来验证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