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

　　 著名作家张贤亮写了一部“低俗”小说！

　　 这一新闻自打张贤亮的新作《一亿六》在《收获》上全文发表的那天起，就在媒体、网络和公众方面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恨之者鼓动要“枪毙”张贤亮，爱之者则觉得张贤亮只是说出了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无所谓“低俗”可言。对于各种批评意见，张贤亮本人则显得云淡风清：“我的《一亿六》出来后，有争议也不怕。”

　　 去年，当张贤亮在四川一张科普小报上看到一则关于精子危机的文章时，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他说这是第一次，他小说中的人物在他的笔下说话、行动，令张贤亮欲罢不能。于是，《收获》主编李小林的短篇小说约稿，得到的却是一部23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融危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子危机。”张贤亮强调。

　　 这到底是一本昆丁·塔伦蒂诺式的“低俗小说”，还是把低俗作为卖点？从张贤亮初衷来看，对于中国社会日益低俗化的倾向，他是深恶痛绝。所以，一直以反思反右时期文学写作而著称的他，这次走了一回余华路线，也多少有一些王小波“不能证明自己无辜，就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的意思。“咱们低俗就低俗到底！”张贤亮近乎赌气地对笔者说。

　　 河西：《一亿六》的故事是否还是要表达您一贯的“灵与肉”的母题？

　　 张贤亮：不是，我的这本新小说《一亿六》的的确确是个意外的任务。那是在科普小报上看到了一篇小文章，是金融危机之前，那时还没有到后来的金融风暴、金融海啸，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感觉，2008年9月份嘛。李小林催稿子，来了好几个电话。我非常感激《收获》，《收获》在1985年发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冒了很大的风险，现在的人不可想象。所以我一直很感谢巴老，感谢《收获》，也正因于此，李小林主编给我打电话，我都是答应的，都给她写。

　　 那天她跟我约稿子，说写个短篇吧，但是我想，短篇写什么好呢？我当时手头正在写一个长篇，写得很苦，从1989年开始我就在断断续续地写这部小说，我想超过我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超过《绿化树》和《习惯死亡》，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次挑战。虽然写作也快乐，但是也很辛苦。李小林也只要求我写个短篇，但是终究是半道当中插这样一个任务进来，让我不知该如何下笔。凑巧，突然看到报纸上这条新闻，很有趣，现在金融危机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子危机。我觉得很有趣，马上就决定了写这个题材。

　　 同时我一直对宁夏在全国的知名度太低感到愤愤不平，于是乎我就把这个故事放在宁夏。地点就选好了，人物呢？我也一直关注底层弱势群体，在政协会议上，我也为弱势群体说话，于是就把人物设定在弱势群体身上。最底层的人是谁？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么。这些进城的农民，混得最惨的，男的拾破烂，女的去卖淫，我就选了两个混得最惨的农民工来做我的主角。但是谁知道呢，我一动笔，完全失控，抛开了我原来正在写的那部长篇。我有很大的解放感，我肆无忌惮地信笔发挥，事实上，我在40天当中完成了这部23万字的长篇。人物在我笔下完全是自己跑出来说话、行动，当然，我对我笔下的这两个人物是抱有偏爱的。

　　 这就说到低俗了。这个低俗恰恰是我最近这么多年来感受最深的，我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正在低俗化，我就要把低俗展现给读者看。关于社会的低俗化，我有一篇文章还没写完，正在写，说的是我们社会为什么会低俗化？

　　 第一，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中断了，而新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的思想或精神上比较脆弱的时候，国门一打开，1980年代初，一个邓丽君席卷全国，大量的西方或港台文化进来了，商业文化席卷全国。

　　 第三，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主流，你看，一个包工头就是亿万富翁，这些人没有文化准备，既没有传统文化，也没有现代的革命文化，这样的人成了主流，而且这些人还特别容易接受西方和港台的商业文化。

　　 第四，我们的教育产业化了。本来是应该作为公共享受的资源的，现在成了产业，成了商品，因而不得不使人们向钱看。

　　 第五，我们应该有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但现在很多都官本位化了。

　　 这几个原因综合起来，我担心的是，社会普遍的低俗化。包括你们媒体，其实我给你们媒体讲过很多很正经的东西，结果都不登，登的就是八卦、猎奇、耸人听闻的话。我说了很多正经的话，结果我一看，断章取义，又说我坐什么车了，穿名牌了。一方面有这样媒体，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读者才有这样的媒体，因为读者喜欢看这样的内容嘛。我自己不怎么上网，但是一上网，我就看到铺天盖地都是阿娇复出啦，艳照门啊，这样的新闻要大大超过正新闻。这是很危险的。

　　 河西：那么您写这样一部小说，主要目的还是要将这种低俗的现象展现给大家看？

　　 张贤亮：我也无法批判它，的的确确我也是偏爱这两个人物，我怎么去批判他们嘛。他们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这个社会也不是我的批判就能够改变的。现在的情况是大家想回到过去过清贫的日子也不行了，你走在大街上，所有的世界名牌都在诱惑你。而且，我们的消费社会、娱乐社会使人们不断地产生欲望。

　　 我是很坦率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和《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等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我突然有一种解放感，没有太郑重其事，结果很大的随意性产生了。我觉得小说至少，从故事上来说，情节还是曲折的，人物还是栩栩如生的。人物情节是他们自己从我的脑海中跑出来的，我并没有刻意去构想他们。

　　 河西：从您对这种低俗现象的反思，您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怎么样的工作才能遏制低俗？

　　 张贤亮：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应该负担的职责，但是我们应该呼唤精神贵族，我们在物质上不一定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精神上也应该要有贵族品位，要有贵族气质，要高尚，要有格调，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说我小说中的二百伍吧，他怎么去追求崇高？什么是崇高他并不知道。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我们的应试教育只教书不育人。我的二百伍就很典型，他们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我们连最起码的公民教育都没有。这很让人担心。

　　 河西：现在还在文联和作协担任领导职务吗？

　　 张贤亮：我已经退了，我已经73岁了，也可以说已经“横竖横”(意思是可以不顾一切)了，所以就不用顾忌这些了。

　　 但是这部小说给了我很大的激励，一个73岁的人，还能够在40天内写20多万字的长篇，而且这部小说让我体验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创作冲动，人物自己会产生出来，自己会出来说话。它给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有很大启发。我以前写的太正儿八经，太多艺术加工，太多修饰，反而搞得很不自由，灵感也出不来，思想又展不开。

　　 河西：《收获》发表的时候把您的一些关于身体的用语给改了，您好像很不满意？

　　 张贤亮：那个我是不满意，但是上海文艺版，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们是保留了那些关于身体方面的用语，但是他们太抠字眼，完全用“咬文嚼字”的规范汉语来处理我的小说，他们也太过认真了。四川话多半是说“嘛”，啥子嘛，对不对？他们都给改成了“吗”，可是啥子还是啥子，变成了“啥子吗”，看上去很怪，完全不搭配嘛。我一开始就声明我是用四川方言来写作，结果这样一改，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味道就变了。我在博客上写了篇文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我的看法，说明这些地方的细微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收获》倒是处理得不错，因为李小林是四川人，所以她知道这些话是四川话，应该用“嘛”字来表述。当然《收获》那边，一些通俗的用语他们给改了，也有不对的，那些都是人物说的话，并非我张贤亮说的话嘛。

　　 河西：怎么会用四川方言来写作这部小说的呢，您又不是四川人？

　　 张贤亮：我最早看那篇科普小报的报道，就是在四川重庆。而且我周围活动的人，都是四川人。我非常熟悉四川话，我1岁的时候住在四川，直到10岁才离开。我说的第一句完整的话就是四川话。我不是说要宣传一下宁夏吗？把故事的背景放在宁夏吗？可是我发现宁夏话我很难写出它的特点来，不容易变成书面语。所以我写这部小说就变成，宁夏我要宣传，但是说话用四川话，我觉得用四川话说话很生动。我跟你说，我现在到四川去，我现在说的四川方言，当地的四川人听了都会说，你说的太地道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小时候在重庆，那是60多年前的时候，现在那个地方的四川方言，多半已经受到了电影、电视、广播的影响，不正宗了，就像上海话一样。

　　 河西：您接受南方某人物媒体的专访我看了，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王朔，您平时说话也是这样的吗？

　　 张贤亮：我跟那个记者也聊了两个小时，说了很多很严肃的话，但是她最喜欢的还是我那些不严肃的话。她问我有没有性交能力，一个女的问我性交能力，我岁数再大，也不能否认我没有吧？男性他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吧？对不对？比如一位女性问你，你到现在还没有性交过吗？你说我怎么回答？我说我不行咯，那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可是偏偏她就喜欢这些。所以我对媒体也不抱太大的希望，我希望我对社会低俗化倾向的担忧，为什么我们社会会低俗化，媒体也能关注一下。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河西：这样快人快语是否会得罪很多人？

　　 张贤亮：我就是快人快语！我快人快语得罪的人多了，但是我不在乎，这有什么呢？最好的就是你坦率，坦率的话，即使现在我得罪了你，你事后想想也就这么回事，我要跟你绕圈子说话，说得你很高兴，你发现了会觉得这个人太虚伪，我何必呢？我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但是我这个人还有一点好，我能够在任何人身上都找出一点优点，能够理解人，媒体和网络对我这样，说要枪毙我，但是我都能理解他们。整个社会是低俗化的，连我自己都低俗化了么！是不是？我非常想追求崇高，追求典雅，可是存在决定意识，整个社会存在这样的氛围，使得你不得不随俗。哪个人能够脱俗？

　　 河西：比如周星驰的电影，一开始也被认为低俗，可是一旦它被接受，并被文学史、电影史所经典化后，它又会成为一种传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贤亮：你说得很对，所以说世事难料。我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之后也是给批评得体无完肤，现在也被公认是30年来的重要作品，谁知道《一亿六》将来会怎么样？咱们俗就俗到底，看看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低俗的社会！小说中的王草根、二百伍等人最后不是都成功了么，虽然他们使用了这样或那样不正当的手段。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才会出现了三聚氰氨？

　　 河西：一亿六这个数字除了和精子有关，是否还有别的特殊含义？

　　 张贤亮：没有。那篇科普小报的小文章就写到，很早以前，正常人的精子在一亿三至一亿六之间，从1950年代工业化以后开始下降。我小说里写到的数据都是真的。中央卫生部也做过统计，我得说这是科学的。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