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砺
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以荣智健辞职,暂时告一段落。
《财经》4月8日消息显示,在香港警方搜查中信泰富总部之后,因在去年爆发的外汇衍生合约巨亏事件中负有领导责任,荣智健已决定辞去中信泰富主席一职,其职位由母公司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常振明接任。
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进行搜查时,表现得相对高调。
《财经》消息指出,警方要求公司及其董事就2007年及2008年签订的外汇衍生合约,及从2007年7月1日至2009年3月16日发出的公告提供若干资料,以调查他们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即公司董事做出虚假陈述,以及普通法提及的串谋欺诈。
而据港媒报道,中信泰富4月6日发布内部通知,称警方可能扩大搜索范围,搜查高阶员工住所,要求员工配合警方行动,不要横生枝节。
《财经》的报道还声称,早在2008年年底,香港警方就已经介入调查中信泰富炒汇事件。
回头看,中信泰富的正常的投资行为,何以酿成巨亏并演变成这么大的事件呢?
澳元投资含赌性
中信泰富购买的澳元累计期权合约共90亿澳元。这个买卖,实际上同期货操作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赌的是汇率,美元兑澳元的汇率。具体说,根据合约,中信泰富可以行使的澳元兑美元汇率为0.87,即当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0.87的汇率获得澳元;而当汇率低于0.87时,中信泰富仍必须以0.87的高汇率两倍买入澳元,直到2010年。
如果美元按照去年上半年的走势持续贬值,澳元升值,则中信泰富赚钱;如果美元兑澳元升值,则中信泰富浮亏。
在当时,中信泰富的判断是符合常识的。当时的汇市普遍看好欧元、澳元,看跌美元。
加上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投资有铁矿,本来就需要澳元,买入澳元期货并无大错。虽然,中信泰富买入90亿澳元期货,远远超出了它20亿澳元的实际需求。
但事与愿违,金融危机爆发,澳大利亚作为资源出口大国,实体经济受到沉重打击。
去年9月和10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两次降息,后一次的降息幅度达到100个基点,这是其继1992年经济萧条以来的最大降幅,目前已跌至0.66美元,跌幅超过30%。
中信泰富巨亏,就亏在美元兑澳元的汇率涨了,它要以远远高于市场价格去买下澳元。
中信泰富操作金融衍生产品失利的消息爆出后,母公司中信集团出手拯救。中信集团的两大举措,基本消化了中信泰富的亏损,一是接收了中信泰富手中约57亿澳元期权合约,二是注入15亿美元备用信贷。
请求中信集团出手拯救中信泰富,荣智健并非没有付出代价,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注资,是以中信泰富向中信集团发可转债方式操作,这也意味着中信泰富的股本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中信集团的持股比例从29.4%扩大到57.6%,中信集团成为中信泰富绝对控股股东,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控制权也被稀释。
通过多年努力,荣智健为中信泰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股权结构,多元而平衡,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荣氏家族的具体控制权,现在重归中信绝对控股。但除此之外,中信泰富别无选择。
过程管理有缺陷
尽管总额达90亿澳元的外汇期权合约远远超出了中信泰富投资澳大利亚铁矿的实际澳元需求,这个交易在香港本身却并不是非法行为,尚属正常商业交易。假设中信泰富赌对了,澳元对美元大幅升值,自然就不会有人追究其责任。
那么香港警方商业调查科高调介入,却又是为何呢?
原因是中信泰富可能涉嫌虚假陈述,该披露的信息没有及时公布。
2008年9月12日,中信泰富刊发的股东通告函声称,自2007年12月31日以来的财务或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但有消息称,中信泰富在2008年9月7日就发现炒汇巨亏,没有及时披露。
资料显示,中信泰富涉足炒汇历时两年,与13家银行签订24笔交易合约,作为董事局主席,荣智健恐怕难用“毫不知情”,或者“用人失察”、“监管不力”推脱责任。
荣智健在“澳元门”上摔了个大筋斗,其深层原因何在呢?
主要原因是背景决定前景,业态决定心态,荣智健赚钱太容易了。
1987年,荣智健决定收购国泰航空时,一路绿灯,获得8亿港元特批信贷,得到的支持非比寻常。他旗下的大昌贸易主营家电与汽车,主要市场在国内,在批文、配额方面自然享有优先权。荣智健的成功,一方面来自他自身的商业智慧,另一方面,与他的背景也息息相关。
从业态角度看,荣智健与李嘉诚的投资业务比较相近,都集中在能源、资源、电信、航运、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司性质也很相似,都是综合类实业投资公司。
但李嘉诚是从手工作坊做起,起家于草根,深知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李嘉诚的投资项目从战略布局到过程管理,都非常严谨,大手笔中可看出精细化运作。
荣智健的战略前瞻眼光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的过程控制能力却有所欠缺,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建立起一个风险控制机制。
作者系资深企业战略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