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有关富豪善举的街谈巷议，不断炮制暴富神话的胡润对中国企业家的慈善事业有着更为正面的看法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和许多中国慈善企业家做慈善时可能遭遇的境遇一样，曹德旺捐股份的消息刚一传出，立刻便有质疑的声音出现，指责者认为曹此举只是一种炒作，并列出他做企业的一系列“不人道”的事例和数据。

　　似乎中国企业家在做慈善时总是少不了非议，中国舆论的普遍仇富心理根深蒂固，企业家们在做慈善的同时，还不得不承受舆论风险，做好事者被指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社会责任观

　　“我刚听到曹德旺先生捐股份的消息时，感到非常高兴，曹先生现在又进一步实现了他的梦想。”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胡润百富榜、胡润慈善榜创办人胡润认为，虽然目前还不确定该项捐赠计划能否最终实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创举。

　　胡润表示，他从6、7年前开始第一次和曹德旺接触，曹那时已经很清楚地表示将来会把股权捐出来做慈善。

　　企业家做慈善自然是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但在胡润看来，不应单独的看慈善，而是必须考虑慈善和社会责任的关系。慈善当然是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社会责任的全部。社会责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除慈善外，还应该包括社会公平、企业纳税、维护员工权益、为社会提供就业、以及环境保护等等多个方面。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王石领导的万科集团由于捐赠数额较小而遭遇到巨大的舆论危机，王石也因此千夫所指。

　　虽然捐款自由是一种常识，但在中国特殊的企业环境下，企业家们不得不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言行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舆论普遍认为，以万科董事长的身份而言，王石失职了，应该对“捐款门”给万科带来的困扰负上一定责任。

　　“企业家做慈善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慢慢来。其实在5·12以后，国内社会捐助活动已明显增多。”胡润告诉《法人》记者，中国的慈善机构以前最大的问题是规模太小。

　　与国外慈善事业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出现，尤其在民营经济变得重要以后，才得以慢慢发展起来。虽然之前也存在慈善的概念，也一直有人在做，但也就是近一年的时间以来，人们才对于慈善事业有了更为深度的思考。

　　“很多人说中国企业家在做慈善方面不如西方企业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胡润表示，他所从事的行业，关注慈善企业家相对比较多。就他的了解，几代中国企业家对于慈善的理解已有了显著的不同：第一代企业家做慈善不会系统化，而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什么问题；第二代企业家做慈善就相对比较系统了；第三代企业家已经比较明确该如何去做慈善，也会加入一些企业的价值观在自己的慈善行动中。

　　胡润对《法人》记者表示，在去年的胡润百富榜中，前1000位上榜富豪的平均财富为40亿元人民币。而去年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一年就捐了40亿，一年就捐出了百富榜的平均资产数。

　　“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家做慈善不够积极，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也就30年的时间，我觉得企业家们能做到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很不错了。”胡润表示。

　　舆论的偏执

　　实践中，慈善企业家在得到敬佩的同时，似乎总少不了猜测与质疑。部分社会公众习惯以怀疑的、挑剔的而不是鼓励的、欣赏的态度来审视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比如在去年的抗震救灾中，社会公众经常给予批评而不给予掌声，这种做法实在不值得鼓励。

　　在中国改革三十年我们所依赖的基本制度环境下，的确因为权力寻租、权力腐败而产生了大量的权贵富人，从而极易引起公众的愤慨与排斥。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中国的富人们想参与公共事业、成为公共人物，就必须得做好被腹诽的准备。

　　此外，做慈善并不仅仅是付出，尤其对企业家来说，做慈善的同时可能会渴望一种回报，当然这种回报不一定是名和利，可能仅仅是一种使人心灵愉悦的满足感。

　　而现在的制度环境最大的问题恰恰是，慈善者往往会被纠缠于诸如是否炒作、被捐助者是否感恩、捐的是不是太少之类的无聊问题。很多情况下捐赠者非但不快乐、不愉悦，反倒会被弄到“心力交瘁”。

　　与内地企业家相比，比尔·盖茨、李嘉诚等慈善企业家的捐助行为很少受到质疑。而我们的公众总是有充分的联想，譬如企业家的钱来的不干净、譬如说富豪是不是在炒作、譬如说企业家捐的太少……总之，很多时候会弄得捐款人非但不能获得声誉，反倒惹来一身腥。如此一来，慈善积极性自然受到打击。

　　“所以，我们倾向于多为企业家的公益行为而鼓掌，而不是以怀疑的、过于挑剔的眼光来审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赵小平博士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然，为企业家鼓掌并不代表应该放松对企业公益行为的监督，而是应该做到既让企业家感受到社会的鼓励和光环的授予，同时也要感到社会敏锐的监督。社会监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不公开表达，也能让对方感受到它的存在，用不着时时刻刻地猜忌和怀疑。

　　“5·12之后，很多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都在重新思考如何更为有效地做慈善，而‘做好事如何才能做得有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胡润也表示。

　　坎坷慈善路

　　著名地产企业家、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曾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最近一些年，几乎每天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都有形形色色的捐款活动，但从来都没有人给我们通报这些捐款都用到什么地方了，是如何用的。”

　　相信潘石屹这句话代表了众多慈善企业家的心声。在中国，不仅企业家的捐赠自己得不到使用信息的反馈，甚至有些受捐者还挑三拣四，如只要现金不要物品、或者只要新物品不要旧物品等。这也使很多企业家在做慈善时感到迷茫。

　　“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我认为，不能一味埋怨企业家的公益动机不强，而要从社会自身寻找原因。”赵小平博士认为，企业家是一个注重效率和效益的群体，公益动机越强，越希望自己的善款花在刀刃上。

　　当社会没有相应的公信和能力承接善款时，企业捐款当然显得“吝啬”。做慈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要保证善款不被“缩水”，又要保证花的有效率。因此，这就对“花钱”机构自身的公信力和项目运作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当前中国公益领域主要有三类组织在活动，一是半官方的社会组织(GNGO)，一是草根的社会组织(NGO)，还有国际NGO。第一种组织自上而下的政府色彩太明显，公信力和效率问题早已受社会质疑；第二种草根组织一方面难以获得合法的身份，另一方面其公信力和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而国际NGO虽然一般来说运作比较规范，但是按照相关规定通常不能接受国内的捐赠。

　　对于许多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家来说，向社会捐款时心情往往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借自己的能力为社会贡献爱心；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善款使用和流向又没有信心；第三，有些情况下本来不大乐意，但当被赋予了慈善家的光环后，在有些场合还不能不捐；第四，企业家做慈善，应该被视为一种超越而得到社会的鼓掌，但目前却被当成一种义务，不履行者将受到社会的谴责。这都是中国慈善企业家所面的尴尬境况。

　　此外，除了社会本身，现在政府对募捐的政策法规，尤其是税收方面的激励也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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